王曉祥，資深電影文化工作者，第七屆華語電影傳媒大賞評委之一。在本屆華語電影傳媒大賞的評審過程中，王曉祥與另一位臺灣評委梁良在公正評審的同時，也力挺臺灣電影新人，力圖讓更多大陸和香港的評委們認識瞭解他們。
■簡介
王曉祥曾擔任第38屆和39屆金馬獎主席，至2003年2月底卸任。
上世紀70年代自美國堪薩斯大學畢業回臺灣，任職於中視新聞部，製作新聞雜誌節目，對臺灣的紀錄片產生一定影響。出於對電影的狂熱喜愛，創辦了臺灣第一本純影評雜誌《影響》，大量介紹西洋電影思潮，鼓勵臺灣本地電影生產創作，推動臺灣新電影運動的興起。是焦雄屏、羅維明等資深影評人的老師，曾一手發掘著名攝影師杜可風、一代諧星許不了……
著有《電影筆記》、《美國電影論壇》等書。
侯孝賢、楊德昌、蔡明亮，他們非常愛惜自己，一味地拍小眾。他們一直都很堅持，侯導一直到今天都很堅持自己的“侯式風格”。那種東西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受到了人們的背棄，因為題材不夠開闊。
我不贊成現在再讓李安回臺灣拍片子，這不是振興我們現在電影唯一的路。再說李安現在拍片的條件也不一樣了，你能給他提供什麼條件啊？
成龍有一次到臺北跟我碰面，我說金雞也好、金馬也好，大家以往都各走各路，能不能真正來一個聯盟？大家輪做東家，集三方力量在一起，三年合一次，像貿易集會一樣。外國很多，為什麼我們做不到呢？
■訪談
《影響》：臺灣和香港比較實驗性的第一份雜誌
南方都市報(以下簡稱“南都”)：在這次傳媒大賞的評審中，你對一些像李芸嬋等的臺灣新導演都很支持。
王曉祥：
新導演在臺灣有片子拍算不錯了。《人魚朵朵》很多人批評，但李芸嬋是從場記做過來的，她的短片得過獎，《人魚朵朵》沒花多少錢，對不對？我不覺得這個片子特別偉大，可有片子拍就很好，徐若瑄也找到了自己的定位，這樣的機會不多。
南都：說起你跟臺灣電影的關係，很多人都會想到當年你創辦的第一本純影評雜誌《影響》，當時是怎樣的情形？
王曉祥：
至少在台港來看，它是比較實驗性的第一份雜誌。1970年底誕生，開始時很粗淺，不是雜誌是報紙，幾個朋友輪流寫，甚至請香港的羅卡等一批熱心朋友寫。《影響》至少達到兩個目的，一是介紹西方電影、好萊塢工業的思維，還介紹一些新思潮：德國新電影、英國新電影運動、義大利新寫實主義……最主要的，10年雜誌每一期都有介紹一個導演的專號，很不容易。
當然也樹了一些敵，雜誌裡有很多短評，“片言言片”，批評外國人，八大公司也沒講話，反而有時批評到我們自己人，片商就不高興了。有一年辦了個“年度十大最佳爛片”，廣邀各界人士專選那些資金很高、陣容又強，該拍好沒拍好的電影，等於是選那個年頭的《黃金甲》，就像“金草莓”一樣，我們出發點是善意的，希望自己的電影進步。第一屆叫好聲一大堆，罵聲也一大堆，“十大”有一半是我們的龍頭中影的。
南都：是臺灣新電影的催生者。像《光陰的故事》、《玉卿嫂》的導演張毅也曾是該刊的編輯吧？
王曉祥：
對。《影響》是同仁的一個雜誌，提供了臺灣電影一個新的思索方向，是新人才的一個搖籃。給了點兒營養，開了扇窗子。就像法國的《電影筆記》，沒有《電影筆記》就沒有特呂弗、戈達爾，這樣講有點自大，不過確實有點這樣的味道。那個年頭電影資料是非常稀有的資源，雜誌就凸顯了。後來我認識很多電影界的朋友，明星也好，導演也好，家裡桌上擺的都是《影響》，說是精神食糧。李行、胡因夢，還有好多對電影狂熱的人捐給我們雜誌一點兒錢，不多，幾千塊錢就變成我們的印刷費。就這樣跌跌撞撞，一直維持到我在1979年要到國外工作的時候。事隔十年多，一個辦傳媒的吳姓年輕人借用了《影響》的名字。包括他在內，大概換了4個負責人。
後來很不幸，實在撐不下去了，2001年左右正式停刊。最近這幾年我手邊常看的雜誌，一個是《看電影》，一個就是廣州的《新週刊》。《看電影》是現在內地第一刊，資訊很快，專欄挺好，電影文化就是要靠傳媒慢慢傳遞下去。我講這話心裡還是怦怦然。在臺灣，一本評論性的電影雜誌還是需要的，現在只有資訊，沒有批判，新思潮的介紹也比較弱，這一點我覺得遺憾。
臺灣電影：侯孝賢、楊德昌、蔡明亮，“成也他們，敗也他們”
南都：說臺灣電影“成也新電影，敗也新電影”，你如何看？
王曉祥：
1982年以後，中影公司做了件好事，為了節省預算經費，乾脆請些年輕人，用最低的成本拍一個三段的《光陰的故事》，從那時開始，誤打誤撞，成了臺灣新電影運動的第一部片子。現在回頭來看，片子很出色，裡面不乏年輕人的熱情和創意。可新電影運動開始後，很多年輕人湧入這個洪流，一種是科班的，像侯孝賢導演，基本的電影操作他都懂，又因為是廣東梅縣人，有那種渡海情懷、孤城孽子情懷，拍的《悲情城市》都反映了那種情懷。還有一種是蔡明亮這樣的，海外僑生，有另一種情懷，也加入了新電影的洪流。新電影中有很多種背景的，還包括留洋回來的，不能一句話就說臺灣電影拍的都是人文藝術片。
《光陰的故事》這些當時在海外賣得都很好，可同類型的影片太多了，加上這幾個導演出頭後，侯孝賢、楊德昌、蔡明亮，參加的影展都是藝術片的天下，不管是柏林、戛納還是威尼斯，小眾的東西在那裡受到了肯定，也讓他們非常愛惜自己，一味地拍小眾。他們一直都很堅持，侯導一直到今天都很堅持自己的“侯式風格”。那種東西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受到了人們的背棄，因為題材不夠開闊。臺灣電影萎縮的原因很多，也不能全部推到幾個導演頭上。
南都：你的學生焦雄屏最近在忙《白銀帝國》，由郭台銘投資，你覺得他的大手筆投資會對臺灣電影有多大影響？
王曉祥：
最主要是要有具體計畫，把已經流散的電影工業人才回籠。不光是錢，不是100億元、100部片的問題。如果有更多的郭台銘把資金拿出來投資影視工業的話，當然還是多多益善。最主要還是制度化，韓國成功的例子可以參考，法國那套保護本土電影工業的也都可以——我們都提過了，每次臺灣電影鬧危機我們就開會座談，完了就拉倒。該講的能講的，大家都心知肚明，“坐而談”不需要太多，更需要“起而行”。
郭台銘帶來的也許是臺灣電影復興的一個契機吧，接下來就看他們能不能把經營企業的精神用在電影上。畢竟電影的回收跟企業不一樣，不會立竿見影。投資文化事業，要當一個文化工程去做。這點認知有了，能吸收一些人才，有一套制度，我倒是很樂觀。
南都：比如再把李安請回臺灣拍電影呢？
王曉祥：
如果沒有中影的“父親”三部曲就沒有今天的李安，李安自己也很爭氣。《臥虎藏龍》有內地、港臺的人才，加上好萊塢制度的行銷，才有後來的成績。有《臥虎藏龍》才有《英雄》，才有後來這段歷史。李安很謙虛，我當了兩屆主席請他來他都很客氣。這個人謙虛內向，你不激他的話，他是不太講話的。李安在臺灣算是個藝術家了，在臺灣再蹦出個李安我覺得也不容易。
我不贊成現在再讓李安回臺灣拍片子，這不是振興我們現在電影唯一的路。再說李安現在拍片的條件也不一樣了，你能給他提供什麼條件啊？
“華語電影市場展”：集內地、臺灣、香港三方的力量，三年合一次
南都：
你在任金馬獎主席時，怎麼想到提出華人電影圈要結合力量，辦一個比如內地、港臺每年輪辦的“華語電影市場展”？
王曉祥：
因為臺灣電影萎縮得太厲害，那時每年拍片量都不到20部，香港也萎縮，內地有內地的政策，說不競爭，最多觀摩，這個一直沒改嘛。我們一直想把金馬獎辦成一個華語電影的平臺，內地加上港臺甚至華語區的平臺。我們也有新加坡投來的片子，因為水準不夠被淘汰了。
當時香港電影金像獎主席是成龍，他有一次到臺北跟我碰面，我說金雞也好、金馬也好，大家以往都各走各路，能不能真正來一個聯盟？大家輪做東家，集三方力量在一起，三年合一次，像貿易集會一樣。外國很多，為什麼我們做不到呢？成龍答應了。內地這邊我跟電影家協會談，沒結果，可能是經費籌措的問題。我在上海電影節上遇到一些洋人，他們過去買片，但他們說有些電影看不到，在臺灣才能看到，所以他們希望可以少些這種儀式方面的東西，多看到一點片子，提供一個影片買賣的平臺。為什麼我們就不能有一個自己的平臺？
後來我不再做主席了，電影家協會這邊的熱心人都不在了。有時候這種事情出力不討好，就得有人鍥而不捨地堅持下去。
南都：華語電影傳媒大賞也是集合了三方的力量。
王曉祥：
聽說要做你們的評委，我很興奮。當年我沒做到的事情你們傳媒做了。當初我在做的時候，媒體反應很大，金馬、金像還有金雞，三個“金”字在一起，“鑫像獎”。我沒有任何立場來評論任何一方對這個平臺的看法，但未來，對整個華語電影，我覺得要有些行動。這些想法和做法要經過磨合，現在還不夠成熟。
我是樂觀的，未來，三方作為一個主題，再以整個華文世界支持，那我們也有面子嘛——現在不是講大國崛起嗎？
■花絮
這個金馬獎前主席不簡單
【教過焦雄屏】
焦雄屏曾是王曉祥在臺灣政大的學生。“雖然我在新聞系教的是電視電影，可我把電影的概念帶進去，很多人因為我的課程改變了他們對事業的追求。”王曉祥認為焦雄屏是其中比較突出的一個。他回憶，焦雄屏畢業前曾找他寫介紹信去得州一間學校念電影系，“她要完全脫離新聞直接念電影，我嚇一跳。”
一年後的暑假，她寫研究胡金銓的論文再找過王曉祥及《影響》雜誌。“我給《中時》、《聯合報》寫了十年影評，焦雄屏走了後，但漢章他們接棒了。”王曉祥認為焦雄屏的筆鋒銳利，很叫好，“但也給報館惹了一些糾紛。”後來焦雄屏慢慢走向電影產業，在臺灣等三地電影與國際之間搭橋，“我2001年接金馬獎主席的時候，她找我長談過，談了很多理想，我也很鼓勵她。”當時焦雄屏來拜會他時，認為金馬獎要集結力量才不會孤單。
【發現杜可風】
30年前在西門町的一場偶遇，王曉祥發現了杜可風，改變了他的一生，造就了今日享譽國際的攝影大師。
1977年王曉祥在中視擔任新聞部經理，在臺北西門町看到一個外國人拿著相機東拍西拍，還說一口流利的國語，非常好奇。“他告訴我他四海為家，現在臺灣教教英文，混口飯吃，下一站到哪還不知道哩！”王曉祥回憶，杜可風相當幽默，說喜歡亞洲和亞洲的女孩。王曉祥帶了杜可風去電視臺參觀，杜可風就開始在新聞部的專欄《60分鐘》裡開始見習，“他反應極為機敏，不但對澳洲電影如數家珍，對國際電影還很關心，基於這些才請他。”
王曉祥說，杜可風力大無窮，“我們的機器和三腳架很重，他一把抓起來跟抓小雞似的。”他也開始用16釐米的無聲小攝像機拍片，越拍越有勁。“後來王家衛的那個調調就是靠他嘛。”王曉祥說，因為杜可風力氣大，大部分都用肩扛機器，站在那裡穩得不得了，“王家衛的電影都是手搖的，都不用三腳架，多多少少跟這個啟蒙有關係。”
採寫：本報記者徐詞。攝影：本報記者姬東。
原文出處：http://ent.sina.com.cn/m/c/2007-04-27/1042153594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