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拜登總統突然下令美國情報機構調查新冠病毒來源之後，許多科學家做出了積極反應，這反映出，他們最近幾週努力希望獲得中國武漢一家病毒實驗室工作的更多信息。但他們也告誡說，不要指望能在總統要求的三個月內得到答覆。
在長期迴避爭論之後，一些有影響力的科學家最近開始更願意表達對病毒起源的疑問。如果爭論中最激烈的兩極是自然溢出和實驗室洩漏理論，這些新的聲音增加了第三個觀點：一種確鑿的不確定性。
「一開始，有很多人不願意發聲，因為這與陰謀和川普的支持者聯繫在一起，」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免疫學家岩崎明子(Akiko Iwasaki)說。「一開始，很少有理性的討論。」
病毒學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傾向於這樣的理論：受感染的動物——可能是蝙蝠，或其他作為食物而被飼養的動物——在實驗室外將病毒傳播給人類。「實驗室洩漏」理論認為，中國研究人員分離出病毒，然後感染了一名實驗室工作人員，目前沒有直接證據支持這一理論。
但在本月的《科學》(Science)雜誌上，岩崎博士和其他17位科學家稱，中國在與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的聯合調查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使得中國對實驗室洩漏理論的否定令人難以接受。
「我通常只在有了一些新的科學成果、使我對新的發現或結論有信心的時候，才會公開談論一個話題，」這封信的組織者之一、弗雷德·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Fred Hutchinson Cancer Research Center)研究病毒進化的傑西·布魯姆(Jesse Bloom)說。「對於SARS-CoV-2的起源，我仍然不確定發生了什麼。」
但他說，「隨著時間的推移，很明顯，如果對源頭問題不置一詞，就會被理解為同意病毒肯定源自人畜共患病的觀點，」他指的是動物傳染的理論。
週三，也就是這封信公布兩周後，拜登總統呼籲情報機構「加倍努力」，在90天內向他提交一份報告。拜登週四表示，他預計將向公眾公布這份報告。
雖然研究人員普遍歡迎持續尋找答案，但一些人警告說，這些答案就算可以找到，也可能不會很快到來。
「這個過程結束的時候，如果我們知道的東西不比現在更多，我也不會感到驚訝，」哥倫比亞大學梅爾曼公共衛生學院(Mailm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t Columbia University)的病毒學家W·伊恩·利普金(W. Ian Lipkin)說，他是第一批在2020年初訪問中國並向那裡的公共衛生當局諮詢的美國科學家之一。
中國與世衛組織欠缺合作，長期以來致使人們懷疑被稱為SARS-CoV-2的冠狀病毒是如何憑空出現以席捲全球的。
2020年2月，中國政府同意接待一個科學考察團，但遭到批評，因為該考察是作為與國際專家和中國科學家的合作研究而構建的，而且中國控制了對數據的訪問。此外也沒有授權調查進行病毒研究的實驗室。
在早期，甚至有傳言說中國的生物戰計劃製造了這種病毒。2020年3月，利普金及其同事發表了一封信，駁回了這種可能性。
「沒有證據表明該病毒被武器化了，」利普金說。「我的看法沒有改變。」
他和其他專家說，自然的演化完全有能力製造一種新的大流行病毒。蝙蝠和許多其他動物都是冠狀病毒的宿主。當一隻動物被兩種冠狀病毒感染時，它們可以交換遺傳物質，這一過程被稱為重組。
但一些科學家認為，對於SARS-CoV-2是否也是以類似方式出現，下結論還為時過早。畢竟，冠狀病毒首先是在武漢市發現的，那裡是武漢病毒研究所所在地，那裡的研究人員研究數十種在中國南方洞穴中採集的冠狀病毒。
儘管如此，研究這個病毒家族的頂級實驗室恰好在流行病出現的城市，完全可以是巧合。武漢是一個比紐約市還大的城市中心，來自中國其他地區的遊客源源不斷。它還擁有許多大型市場，交易從中國各地及其他地區帶來的野生動物。當野生動物被密集飼養時，病毒有機會從一個物種跳到另一個物種，有時會製造出危險的重組，從而導致新的疾病。
該實驗室的研究是在另一種冠狀病毒導致2002年SARS流行病之後開始的。研究人員很快在蝙蝠和中國市場上出售的果子狸身上發現了這種被稱為SARS-CoV的病毒的近親。這一發現讓科學家們大開眼界，關注任何有可能跨越物種界線並引發新的大流行的動物冠狀病毒。
病毒學家可以採取許多措施來降低被他們研究的病毒感染的風險。但這些年來也發生過意外。研究人員因他們用於實驗的病毒而患病並感染他人。
例如，2004年，北京國家病毒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員感染了導致SARS的冠狀病毒。她隨後把病毒傳染給了其他人，包括她的母親，後者最終死於感染。
在2020年，新冠大流行的起源成為了一場關於實驗室安全的長期辯論的新戰線，這一辯論引發了一個問題，即研究動物病毒並有時對其進行操作的風險，是否大於其幫助防範未來疫情爆發的好處。
「這種研究一直存在爭議，」倫敦國王學院 (King’s College London)生物安全研究員菲利帕·倫佐斯(Filippa Lentzos)說。
中國科學家和政府官員否認新冠大流行是實驗室洩漏的結果。許多外部科學家也否決了這個想法。
杜蘭醫學院(Tulane Medical School)病毒學家、利普金那封信的合著者之一羅伯特·加里(Robert Garry)注意到，中國科學家必須要收集到SARS-CoV-2並且在細胞群中培養，但是在多年來發表了其他許多冠狀病毒的報告的情況下，這種病毒卻始終沒有發表過任何相關的詳情。
「這是說不通的。他們為什麼要把這個病毒留著不發？」加里說。
其他科學家認為，至少應該探索實驗室洩漏的可能性。但一些研究人員表示，當川普政府官員聲稱該病毒可能是一種生物武器時，這給實驗室洩漏的假設蒙上了一層陰影。
這些研究人員把希望寄托在世衛組織和中國的聯合調查上，儘管中國政府一再試圖使調查對自己有利。
與此同時，相信存在實驗室洩漏可能性的人正試圖為科學家們更公開地談論他們的疑慮做好準備。在一系列公開信中，一群被稱為巴黎小組的研究人員煞費苦心地表達了對聯合調查和病毒起源不確定性的擔憂，但並未公開宣傳實驗室洩漏的理論。
「我自己淡化了信中的一些措辭，」澳洲弗林德斯大學(Flinders University)的醫學教授尼古拉·彼得羅夫斯基(Nikolai Petrovsky)說。「一旦我們走得太遠，說我們認為這是實驗室洩漏，我們會被罵得體無完膚。」
2021年3月，世衛組織-中國團隊發布了一份報告，在313頁的報告中只用了四頁篇幅討論實驗室洩漏的可能性，結論是極不可能發生，但沒有任何實質性數據支持他們的結論。
岩崎和與她觀點相似的科學家們決定不得不自己寫信進行反擊。她說：「我們覺得現在是時候站出來說了，並對真相進行更多科學研究。」
然而，岩崎強調，她沒有看到實驗室洩漏的明確證據。「我對各種可能性持完全開放的態度，」她說。「這兩種說法的證據都太少了，幾乎都有可能。」
哈佛大學陳曾熙公共衛生學院(Harvard T.H. 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流行病學家、該信合著者之一馬克·利普西奇(Marc Lipsitch)說，這讓其他科學家能夠更自由地談論他們對大流行起源已知和未知的事情。「這就是我們希望出現的，」他說。
利普金最近對前《紐約時報》記者小唐納德·麥克尼爾(Donald McNeil Jr.)說，他對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兩項冠狀病毒研究感到驚愕，這些研究是在安全級別較低的生物安全二級(BSL-2)實驗室進行的。
在接受時報採訪時，利普金說，這一事實本身並不能證明SARS-CoV-2是從實驗室傳播的。
「但它確實增加了納入考量的可能性，」他說。
本月早些時候，杜蘭醫學院的加里認為，武漢早期新冠病例的遺傳變異可以用野生動物被帶到該市的動物市場來解釋。「如果你認為病毒是通過野生動物貿易帶來的，那麼這非常簡單明了，」他說。
即使SARS-CoV-2是從蝙蝠或其他動物身上跳到實驗室外的人類身上——就像加里所懷疑的那樣——也很難找到該途徑的確鑿證據。當動物死亡時，病毒也會一同死去。
雖然科學家們有相當明確的證據證明兩種冠狀病毒——SARS和MERS的病因——是如何從蝙蝠傳染給人類的，但其他四種感染人類的冠狀病毒的起源仍然是謎。
「有時你很幸運，有時你沒那麼幸運，」加里說。「這可能需要幾十年。
原文出處 紐約時報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