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楊著《醜陋的中國人》一書，可以說是戰後半世紀來，對所有的中國人最具影響力、也是最受爭論的一本書。對中國人強烈的影響力可能是來自本書內容的衝擊性，並不是來自專家學者平淡無味的高論卓說，而是來自平實而直言不諱的內容，句句擊中所有中國人的禁忌與要害。
因而給經常以過去數千年來光輝燦爛的歷史而自傲，「以中國人為榮」的中國人，帶來巨大的震撼，也給正在發高燒的病夫（東亞的）潑了一盆冷水。這本書正有如春雷，雖然尚未帶來中國大地的春天，卻使一直在冬眠狀態中的醬缸蛆產生了驚蟄現象。
中國自孔丘先生的「述而不作」，歷經「定於一尊」、「師承」，以及明、清「八股」之興以來，漢字文明圈的本家，已日漸喪失了漢語的造語力。可是，有如柏楊著述的愛讀者所知，在柏楊先生的半生中，諸如「醬缸文化」、「醬缸蛆」、「砍殺爾」、「三作牌」……等等不斷的創出新語彙，使已失去造語力，而日漸形成文化沙漠的中國文壇，吹進春風，潤澤了密不通風的中國文化沙漠，等待將來或者能成為綠洲，甚至百花齊放，其貢獻甚著。
綜觀柏楊先生豐富造語力的根源，不但是來自拒絕「師承」的傳統，也來自為了追求表現的自由所產生的反權勢的反骨精神，這一點是我特別想要提起而強調的。
自「大力水手」事件以來，若以台灣流行歌曲的歌詞來講，柏楊「伊是歷盡滄桑、食過苦楚的人」，日語稱之為「看過地獄回來的人」，所以觀點精銳、視野遼闊。特別是對人世間的觀察力、理解力，所描畫出來的、所論述的「中國人」，並非只靠舞文弄筆學者專家所能比肩的，因此更覺得珍貴。
《醜陋的中國人》自問市後，不但在華人的社會，引起了風起雲湧的爭論，至今餘燼未熄。譯成日語後，也引起了日本人普遍的愛讀與莫大的關注。比如「中國人的仁義道德都在書上」等等肺腑之言，也成為日本文化界時常樂道的「柏楊語錄」。
旅日作家、評論家 黃文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