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導演黃精甫執導，阮經天、王淨、袁富華、陳以文主演的台灣犯罪片《周處除三害》（下稱《周處》）已在台灣和香港上映，因為暢快淋漓的暴力美學，以及探討人性善惡、在地邪教等影片主題，旋即引起廣大迴響。電影早前更入圍第60屆金馬獎七項提名，包括「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等大獎，風頭一時無兩。但就在最近，另一位台灣導演錢人豪（《混混天團》《屍城》）卻指控《周處除三害》涉嫌抄襲。錢人豪10月13日在臉書發文不點名指責電影與他籌備多年的「無法無天」故事大綱「幾乎一模一樣」，包括角色金句、故事情節、主角名字都類似，當時他表示會先發函問對方再決定後續行動。
黃精甫10月15日寫下千字文反擊，分享創作《周處》的心路歷程。他表示從《復仇者之死》以來便有拍攝三部曲的想法，希望深入探討「善惡」「人性」及「宗教」等主題。《周處》的原初概念始於2011年，黃在與多位電影同業面前提到故事藍本。2012年在中國拍攝《惡戰》，回香港進行後製時與一位監製朋友再次提及《周處》的故事。
2019年，黃經林育賢導演介紹，認識了李烈及黃江豐兩位監製，於交談間認為故事可有發展空間。黃精甫隨後表示在2020年8月完成《周處》的故事大綱，全篇12頁紙，當時的片名沿用了個人喜好的《罪與罰》（《復仇者之死》原名也是「罪與罰」），及後開始籌備的時候改名為《周處除三害》。
黃精甫更強調《周處》的劇情結構、人物、主題風格及宗教命題，與《復仇者之死》一脈相承，《復仇者之死》已經奠定「善、惡」三部曲的調性。而對於沸沸揚揚的抄襲傳聞，黃在文中表示無奈，「這種故事每天都不知道有多少人會聊到，滿街都是，只是『誰先愛上誰』，誰都說不準。」
錢人豪顯然不滿意黃精甫的聲明，同日稍晚在臉書質疑對方：「請你們只要敢簡單說1句『我們保證《周處》是原創。』就好。」更於10月16日在社群媒體分享他與黃精甫的相識過程，並表示黃早在2006年就聽他說過「無法無天」的故事構想。
在收到《周處》一方要求三天內道歉，否則要起訴的律師函後，得不到對方一句道歉的錢人豪日前也正式提告對方，雙方將對簿公堂。他在10月18日發文並提供19張截圖證據，強調創作時間絕對早於《周處》。如1.角色姓名：陳廣州（對應男主角「陳桂林」）、陳火（對應警察「陳灰」）、被當成禁臠的按摩店女孩（對應片中王淨飾演的在髮廊洗頭妹“小美”）。
2.一些關鍵情節雷同：陳廣州原打算去警局自首，卻發現不但要排隊，而且他在通緝犯名單上只排行第二，乏人問津，乃決心死前留名，幹掉排行第一的罪犯（片中陳桂林排行第三，要幹掉前兩位）。
而在「無法無天」另一個版本裡，被診斷出腦癌的陳廣州要乾一票大的，打算趁公祭混亂幹掉勢力龐大的仇家揚名立萬。影片裡「公祭」擊殺仇家一段被置於開頭，彼時陳桂林未知自己身患絕症，只是作為殺手執行老大吩咐的任務。
陳廣州趁亂逃離公祭現場，順手拿起一旁土地公廟的鐵製香爐砸向阻擋的年輕警員，由於混有竹刺，警員的右眼被戳瞎，在《周處》開頭也同樣有類似情節，不過是陳桂林和刑警陳灰的追逐打鬥，陳灰的一隻眼睛也是被香爐戳盲。
陳廣州在尋找排名第一的「毒蛇」期間，在一間按摩院剛好遇見被毒蛇挾持作為「禁臠」（僅獨自享有，不容別人染指的東西）按摩店女孩，於是他決定出手相救。《周處》裡的「毒蛇」即由袁富華飾演的排行第二的通緝犯「香港仔」，英文片名「The Pig, the Snake and the Pigeon」，既有致敬《黃昏三鏢客》（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之意，同時亦藉鑒了佛教觀念中的「貪瞋痴」三毒，其中與「瞋」相對應的動物形象就是毒蛇。香港仔是小美的繼父，小美親生母親多年前因替丈夫頂罪而身陷囹圄，香港仔以照顧繼女的名義，實際上將其視為自己的玩物。
3.台詞與對白：影片最經典的一句台詞是陳桂林的「我不是怕死啊，我是怕死了都沒人記得」，而在「無法無天」的故事大綱裡也有類似對白：「我不怕死，我怕死了都沒人知道！」
又如「公祭」一段，「無法無天」是平頭男子（即陳廣州）與另一名黑幫分子阿明閒聊，阿明講到一個作惡多端的罪犯時直言「根本就是個肖欸（瘋子）」平頭男子則笑了笑回道，「有那麼囂張啊，聽起來挺猛的！」；在《周處》是陳桂林和金毛（劉子銣飾）交談，並由金毛說出意思相近的台詞：「雖然他是個瘋子，但我覺得他挺猛的」。
此外，根據《周處》一方接受訪問時的說法，台灣用以保護智慧財產權的《著作權法》上並無抄襲說法，只有「重製權」或「改作權」的侵害，當內容「有實質相似”或證明創作時彼此「高度接觸」，才能認定抄襲。《著作權法》只保護「表達」，而不保護「思想」等抽象事物的相似，要認定抄襲的難度頗高，錢人豪必須提出具體證據，包括他曾對外發表過的文字內容或影像紀錄等等。不然兩件類似的作品就有可能是獨立創作（各自擁有著作權），不會構成侵權。
客觀地講，如果從錢人豪導演在臉書提供的圖片證據來看，《周處》與「無法無天」在內容上確實有高度雷同之處，但單憑這些是否就能構成電影抄襲的實質證據，仍存不少困難，其中某些情節或台詞並不罕見，對方完全可以高度類似但不構成剽竊為理由開脫。能否在法庭之上提供更多更有力的證據，是處於弱勢的錢導有重大突破的關鍵。
《周處》也有其建基於「經典新詮釋」之上的一套文本系統，影片後半部著力刻畫邪教對信眾的身心控制，以及幡然醒悟後的陳桂林以一場惡趣味式屠殺「弒（偽）神」的瘋狂行徑。考慮到「無法無天」的創作時間約在2006-2018年期間，而台灣邪教是近幾年才成為引發社會關注的公共性事件,這部分電影剽竊的可能性不大。
錢人豪在社群媒體坦言，「無法無天」的故事部分源自於1997—2002年當導演前在林森北路街頭討生活的閱歷，融入當地有名的黑幫大佬們分享的人生經歷，真實的台灣社會秘辛，再加上他自己的想像而寫成。
可以肯定的是，「無法無天」和《周處》的主人公都多少參考了台灣犯罪史上知名的重刑犯劉煥榮（陳廣州也有台灣另一兇殘罪犯，綽號“鬼見愁”林來福的影子），前「十大槍擊要犯」。手法冷血殘暴，犯下多宗槍擊殺人案，由於只針對黑道中人，故被稱為「黑幫殺手」。
劉煥榮滿手鮮血，但在被捕之後卻重改前非，不僅著書作畫，還參與「拯救雛妓運動」，向慈善團體捐款助人，而在執行槍決時，更昂首闊步慷慨赴死，這一幕又與戲中陳桂林坦然接受死刑何其相似。
目前，錢人豪對《周處》的抄襲指控已經進入司法程序，無論結果如何，相信都會引起普通觀眾/讀者、學者與評論家們對“何謂原創”“如何定義剽竊”“保護創作者權益」等問題的關注，延伸至台灣相關法律制定的漏洞，並藉此展開新一輪思考與討論。
撇開這次抄襲風波，《周處除三害》到底表現如何？不妨先從動作戲論之。過去以「警匪」、「犯罪」包裝的主流動作片在台灣不受歡迎，單一類型很難吸引觀眾進場，因此台灣的電影人們通常在一部作品中糅合多類型和主題，提供觀眾動作以外的其他感官刺激。中國觀眾較為熟悉的程偉豪導演在其新作《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中便將同性冥婚、靈異溫情與動作元素共冶一爐，加上台灣電影特有的社會關懷，票房成績自然不俗。
同樣地，《周處》不是一部純粹以動作場面為主導的作品，合計僅有三場值得留意的動作戲，分別是開場陳桂林與陳灰（李李仁飾）的追逐打鬥、陳桂林追殺香港仔和結尾處血腥駭人的屠殺戲（也包括無武器時被多名教徒壓制）。儘管如此，浸淫港產片多年的黃精甫，聯手動作指導洪昰頤，利用有限時間和資源，炮製出極具觀賞性的動作場面。
像是陳桂林與陳灰的警匪追逐，除了以特寫捕捉激烈追逐和打鬥時的姿勢和動作，還時不時透過高空俯瞰等中遠鏡頭，展示人物所處的具體方位與距離，能讓觀眾對空間產生清楚認知，而不是蒙太奇剪輯的「缺斤少兩」，最大限度地保證追逐纏鬥所產生的感官刺激的連貫性。
另外，無論是陳桂林與陳灰，或是加入了香港仔的三人追逐戲，從中皆可透過動作看出不同人物的形象、行事風格。譬如陳桂林與陳灰的第一場追逐戲，刑警陳灰所展現的搏鬥技巧說明他受過專業訓練，會用擒拿技、關節技對敵，相較於草莽作風的陳桂林擁有技術層面的優勢。
但是，陳桂林既為亡命之徒，陷於困獸之鬥時會賭盡身邊一切生存機會，善用周圍觸手可及的物件——陳桂林能成功逃脫，絕非實力高過刑警，而是依靠狹窄空間、帶刺香爐剛好在手邊等一連串「巧合」。
第二場戰鬥，前半段延續了首場「專家對莽漢」的差異化風格，後面陳桂林與香港仔兩個江湖中人之間的對決，打鬥毫無章法，也都有一種拿命去拼的悍勁。
縱觀這兩場動作戲，不見花俏複雜的武術及格鬥設計，而更標榜死纏爛打，以性命為賭注，極其骯髒和無賴的死鬥，令人想起鄭保瑞的《狗咬狗》。而搏鬥過程對人物被利物刺傷，或摩擦撕裂時的「痛感」的強調與操縱亦讓《周處》的動作場面更具真實感，可見現今的台灣動作電影發展已不單純向港產警匪片取經，反而擴及近十年來發揚光大的東南亞動作電影（東尼賈、伊科烏艾斯等武打明星的加入也對港產片影響甚深）。
陳桂林面對邪教教徒的動作戲，雖然沒有前兩場那麼驚心動魄，但也講究合理性。一開始陳桂林在多名教徒的壓制下無法動彈，教會是一片空曠的場地，身邊沒有任何物品供其利用，又是以寡敵眾，落敗是必然之事。及後陳桂林持槍大開殺戒，亦沒有忘記槍枝的物理性質。卡膛（兼具敘事功能）和裝填的動作中斷了殺戮過程的流暢性，反而催生出另類的「笨拙」趣味。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彭麗君曾在著作《黃昏未晚後九七香港電影》以《江湖》和《阿嫂》為例，從「視覺-敘事」出發，對初出茅廬的黃精甫的創作風格進行詳細分析。其中，她認為，黃大部分的密集視覺操控，很多都「純粹是美學性的，沒有什麼敘事動機，電影中所顯示的強烈的作者在場，跟任何類型片標準或觀眾的慾望都不會妥協」（<第五章香港黑幫的邊緣：黃精甫及其視覺過剩>，P128）
換言之，在黃精甫的作品中始終存在著一種視覺與敘事的斷裂狀態，主要體現在人物、敘事內容往往成為視覺形式的附庸。這種視覺上的「過剩」更會反過來破壞故事的邏輯性和完整性。
《周處除三害》也呈現出類似傾向，儘管對古文經典的現代新解、引入佛教觀念、社會議題，以及導演最喜歡的對人性善惡、罪與罰的探討，讓電影文本看似豐富起來。然而，當中大部分內容都被導演轉化成令人眼花繚亂的視覺符號，由始至終觀看到的只是它們的華麗「表面」，內在肌理不是陷入混亂，就是空空如也，什麼也「讀」不到。
例如，本片以三大通緝犯──尊者、香港仔、陳桂林──分別指「貪瞋癡」及其動物形象：鴿子、蛇、豬，透過推進三人（追逐絞殺、欺騙與救贖）關係，呈現各自面對的命運。縱然阮經天、袁富華和陳以文這三位好演員力求以動作及表情細節豐富人物厚度，但過分依賴視覺而忽略文本的精雕細琢，結果就是人物與背後的象徵意義皆流於表面。不僅缺乏人物心理更深入的探索，導演刻意外顯的其實是一種單調、獵奇的「癲狂」，如同那些只營造視覺衝擊，卻毫無意義的殺人場面。
至於陳桂林槍殺教徒的駭人高潮，我們都知道影片的主題是「透過殺戮之旅，替虛無人生尋找意義」，即「周處除三害」的精神內核——主角懷著向善的心除惡（包括身為禍害的自己）。故此，陳桂林幹掉死性不改、偷呃拐騙的尊者，既為實現死前留名的願望，也以幡然頓悟的「反英雄」之姿為社會鋤姦。
然而，我最不能理解的是，針對餘下教徒的「大屠殺」與個人的「救贖」之間的聯繫是什麼，兩者又是如何形成聯繫的，不如說，這就是一場純由視覺（無意義）氛圍所推動的戲碼。或許不少觀眾會欣賞暴力畫面帶來的激爽，可在連最基本的人物動機和敘事邏輯都缺失的情況下，黃精甫又該如何兌現早於創作之初定下的目標和野心呢？
如果說《江湖》和《阿嫂》尚且體現了年輕氣盛的黃精甫努力地以視覺過度的美學挑戰香港黑幫類型傳統的陳舊規條，那麼如今的《周處》更像是處於人到中年的他選擇向商業妥協卻不得要領的悲涼寫照。
電影本身等同於片中的邪教騙局，「生命最大的意義，就是沒有意義。」曾幾何時，這恰恰是黃精甫秉持的美學核心，而現在卻藉必遭消滅的反派之口說出，可見他急切地想要替主角（作品）確立意義，也不慎沾染上了尊者的偽善，沉溺於自己捏造的影像謊言之中。
或者，如影評人湯禎兆指出的，黃精甫的創作「無力平衡敘事性和視覺風格的失衡」，所謂「視覺過剩」只是敘事元素掌控上的「力有不逮捕」，而非一種自覺的美學追求。（<如何理解「視覺過剩」？以黃精甫為案例分析>,2011）
事實上，彭麗君當初也在文章最後一段表達了自己的質疑，「這種感官的重新配置，除了彰顯『自由』外，有否同時製造『多元』，讓我們看到一個新世界的可能？黃精甫的作品，似乎就是缺乏了這方面由美學轉換為政治的有意識空間，令電影的層次無法提升。它們拒絕被閱讀，也實在沒有什麼可閱讀。」（P129）
成為「新造的人」，是惡人陳桂林的願望，亦是自《復仇者之死》開始極力平衡視覺與敘事，卻屢屢銫羽而歸的黃精甫的願望。陳桂林聲稱他做到了，死刑即是救贖；而《周處》非但未能實現此一願望，甚至還強行披上「意義深刻」的偽裝。諷刺的是，只有在那場將生死交予天意的屠殺戲裡，黃精甫才得以暫時卸下沉重的偽裝，盡情揮灑拒絕意義的惡趣味，將所剩無幾的子彈通通射向自己一手製造的「偽神/怪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