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山風雲—文化大學美術系事件研究 李杰穎 （東海大學社會系博士班）
摘 要
發生在1994年4月的「文化大學美術系事件」（以下簡稱：文大美術系事件），創下了台灣學生運動史上許多空前絕後的紀錄。然而在目前關於台灣學生運動歷史的紀錄中，卻很少有關於這次事件的討論。
本文首先分析目前對於「文大美術系事件」僅有的一些評論，發現一般評論者多半認為這次事件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然而對於這場運動的定位，不同位置出發的評論者卻有不同的意見。本文透過訪問事件當事人秦政德，以及翻查相關文獻，試圖勾勒出「文大美術系事件」的面貌。認為這場空前絕後的34天罷課之所以能夠成功，主要原因是來自於美術系學生與校友的積極參與、校方過度激烈的反應、以及運動過程中不同行動組織的分工合作。
本文認為80、90年代的台灣學生運動，不論是在三月學運之前或之後，都是一個多元、多樣的發展，而非僅以政治議題為核心。而在三月學運發生後，由於校內外情勢的改變，許多學運幹部都開始認真思考、討論在中正廟的「政治動員」模式之外其他行動模式的可能，「大學社區」路線是其中被討論的一支。本文從「文大美術系事件」中觀察到，三月學運後的學生運動其最大挑戰來自於「長期經營」的瓶頸。而發展「大學社區」路線雖然是一種可能，但在缺乏有效的論述、語彙和制度設施的支援下，往往淪於自力救濟或是無疾而終。
關鍵字：學生運動、文大美術系事件、草山學會
「這場學生運動，創下學運史上幾項紀錄：罷課達34天；高動員密度—全系四個年級二百六十人左右有超過二百人加入抗爭；展現以系為單位的社區運動的可能性；家長、校友學運份子的出現。另如『小草藝術學院』的設計，美術系學生獨具的創意與靈感以及抗爭期間採證之紮實詳細…都深具典範意義。」
—《新新聞》第373期
一、 關於「文化大學美術系事件」的討論
對學運「向下沈淪」論的質疑
台灣的學生運動在日據時期以反帝、反殖民、反封建的議題初試啼聲，而後逐漸發展，在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遭到撲殺，於師大的四六事件後的一連串鎮壓逐漸銷聲匿跡。在60年代時因為保釣運動而再起，透過70年代部分學生個別參與《夏潮》、黨外運動而得到思想啟蒙，於80年開始突破政治禁忌，而在組織和活動規模上有大幅度進展。在90年的三月學運後，台灣的學運取得了正當性，不再被視為會導致亡國的洪水猛獸，並逐漸往前發展邁進。
三月學運不論對於台灣社會，以及學運本身的發展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但是目前關於台灣學運完整的分析與記錄，也只到三月學運為止。出版於1993年6月，由鄧丕雲著的《80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是到目前為止所能找到，唯一對台灣80年代後發展起來的學生運動，企圖進行完整全面的記述的著作。
同時這幾年因著媒體炒作，出現大量以「世代建構」做為青年身份的詞彙，而有「學運世代」這樣的稱呼出現。和這個稱呼同時出現的，則是對「學運不再」的惋惜，彷彿台灣的學運已成為一種過去的理想、只能作為「過去完成式」而緬懷。而2004、2006兩場發生於中正紀念廣場前學運的失敗，似乎又更確認了這種印象。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學者卡維波等人曾指出，這種學生運動「向下沈淪」論的想像，背後其實是一種歷史失憶症：
晚近學運的回顧論述幾乎不約而同地將台灣學運史終結於野百合前後的1991年﹐然後跳接到2004年的孤挺花學運，中間十餘年台灣社會政治整體的真正狂飆中卻只留下學運的空白記錄，然而1994年陳光興在島嶼邊緣所宣告的「舊（男）學運的死亡，新（女）學運的出發」毋寧標誌著這段時期學運的健在… 。
文大美術系事件–全新的學生運動模式！？
在這段話中提到了陳光興的〈舊（男）學運的死亡，新（女）學運的出發〉這篇文章，這篇文章的內容是針對1994年發生的的「文化大學美術系事件」（以下簡稱：文大美術系事件）提出的評論。陳光興給予當年發生的「美術系事件」重要的歷史意義，認為這個事件象徵了台灣學運模式的死亡與新生：
誠如賀德芬教授所言，「草山學運」文大美術系罷課、攻佔系辦公室事件是「擔負起改造私校的火車頭使命」。更進一步來說，草山學運其實是一個新學生運動時期的來臨…。
（陳光興，1994：3-4，底線強調為作者所加）
文中所提到的賀德芬教授的發言，指的是美術系事件發生時，賀德芬在中國時報的「時論廣場」上的投稿，在這篇文章中，賀德芬認為文大美術系事件是一場「全新的學生運動」：
文大美術系事件，無論其目的、動機、手段與意義均與台灣過去所發生的多次學生運動不同，從六0年代的保釣、自決運動，乃至九O年代的三月學運都與社會議題密切結合，甚且冠以愛國的大帽子，藉以取得「正當性」，所以容易獲得社會的認同與支援，不過也容易被正統權力給收編了進去。不是曇花一現，空留遐思，下焉者，還果真會淪為統治者的利用工具。文大美術系事件則純以爭取創作自由的空間、學生申訴與參與系務的權力，故其活動範圍始終侷線在校園之內…然而，正因為少了外力的干預，學生終能以其對理想的清純堅持，而展現出高度智慧與創意，打破了學運僵滯的模式，開創出學運的新契機…
（賀德芬，1994，底線強調為作者所加）
賀德芬認為，「文大美術系事件」創造了一種和從六０年代以來發展出來的台灣學生運動，完全不同的模式。這種模主要在於爭取創作自由的空間、學生申訴參與系務的權力…等一般視為「校園民主」的範疇的目標。這雖然使其不易取得外力支援，讓活動範圍始終侷限在校園內，但另一方面也打破了學運的傳統模式，開創出學運的新契機。
但在〈舊（男）學運的死亡，新（女）學運的出發〉一文中，陳光興則對「文大美術系事件」所突顯出的學生運動的「新模式」，給予更清楚的描繪。他在文章的前段，首先分析了在解嚴前後發展起來的80年代台灣學生運動，認為九零年的三月學運是其最高點，但台灣的學生運動也從此跌下谷底。學運份子以能和李登輝總統等政治人物對話為傲，視校園經營為貓狗小事，沒搞頭、不刺激，造成了學運的銷聲匿跡。當初的學運份子不是已經成為民選國代，就是進入立法院，準備接班。少數還繼續留在社會運動的學運份子，也多半倒向有資源、有前途的獨派系統中，為獨立建國效命。
在這樣的情勢下，「文大美術系事件」的發生，具有和前述的傳統學運模式完全不同的意義：
文大美術系「小草學院」的建立是學生運動史上的轉捩點，不是與政治權力與虎謀皮，而要發展出自主性的學運形勢，將學運從政治議題拉回校園民主，企圖改變不均衡的、不民主的師生權力關係。這種具體的實踐象徵著社會運動在學生運動場的中的再出發，為人民民主社會抗爭注入強心針。…我們期待有大頭病的學生運動能夠從此結束，新時代的學運能夠為校園民主、社會民主、文化民主開創出新的典範，徹底反思父權、階級、種族…沙文主義的共通邏輯，及對一切形式的宰制，為建立台灣人民而非權力集團/國家的獨立自主性來努力。
（陳光興，1994：3-4，底線強調為作者所加）
陳光興並在這篇文章中語帶樂觀地表示，由「文大美術系事件」及其後的「522反性騷擾大遊行」活動來看，女性議題表現出遠較主流學運更多改變校園師生關係以及和校外社運團體結合的可能，如此看來，新（女）學運不無可能逐漸取代舊（男）學運：
五月卄日，反性騷擾大遊行中，文大美術系學生是隊伍中的一部份，反性騷擾遊行讓我們看到新的學生運動早已開始，諸如校園中的女研社及BBS校園網路上同性戀資訊。…反性騷擾校園巡迴的演講受到了熱烈的回應，看來性別議題將是新學運中爭取校園民主的「火車頭」。「教授學生共同治校」大概得讓女教授、女學生先來共同治校了。（陳光興，1994：4）
至少就卡維波、陳光興、賀德芬的文章來看，「文大美術系事件」在90年代的台灣學生運動發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指標性意義。但是目前關於學生運動的討論中，卻很少有完整紀錄或討論到這個事件。
事件參與者的回應
不過陳光興的〈舊（男）學運的死亡，新（女）學運的出發〉一文發表後，就立即遭到「文大美術系事件」參與者，在《野百合通訊》第七期上為文批評。
這篇作者署名為「小草包」，標題為〈蒼蠅貪甜—駁「男」「國立大學教授」陳光興「先生」〉的文章中，對於陳光興文中以舊/新、政治大頭/校園經營、男/女的二分邏輯來突顯「文大美術系事件」的意義作法，表示強烈的質疑。
文中認為，從運動策略來看，參與美術系事件抗爭的學生之所以會參與「522反性騷擾大遊行」，其實是在罷課二十多天，接力禁食一週後，面對校方以及社會的無動於衷後，為爭取社會注意所做出的抉擇。雖然參與運動的學生曾經對許坤成對女學生的語言暴力提出批判，但是整體運動的目標還是放在爭取學術自由、藝術創作自由等訴求上。
另一方面，從文化大學的學運歷史來看，文大美術系的抗爭行動其實可以視為陳光興所謂「傳統學運」的團體，長期進行校園經營與催化的成果：
「藝術法西斯」與「草山學會」，在運動初期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可忽視的。「藝術法西斯」在學院內進行思想上的抗爭，明白宣示為獨裁思想的反抗者難道是「大頭病」嗎？「草山學會」這幾接櫫大學社區生態主張，對華岡房價、私校學費、女舍門禁、學生政府、學生社團權益、中山北路行道樹…等等議題的行動與思考，又有那一項不是校園經營？實際上，「草山學會」把校園經營的讓文大校方—這個黨國資本結合最為極致的學店—深惡痛絕，又豈能說是學運團體將校園經營當作「貓狗小事」？反倒是諸公及媒體，向來將各校學運社團的校園經營視為貓狗小事，從未掛心。（小草包，1994：34）
從小草包的這篇文章來看，「文大美術系事件」的抗爭行動，是否能以女性/男性、校園/政治的二分邏輯來思考，其實不無疑問。這篇文章認為陳光興對於「文大美術系事件」的頌揚，看起來更像是透過這個事件去表達自己對運動的想像和期待，而不是立基於對真實的抗爭行動的觀察。
同一期的《野百合通訊》上，也刊出了李重志所寫的〈九四年文大美術系抗爭模式分析〉，這是目前筆者所見，唯一對於整個「文大美術系事件」發生的結構性原因、抗爭策略進行較完整分析的文章。
李重志指出，「文大美術系事件」雖然是因為「藝術法西斯」成員秦政德，遭到許坤成退學迫害所引起的，但是其背後仍然有著歷史與結構的基礎。從創校歷史來看，文化大學的創立具有濃厚的黨政背景和政治任務，而不似一般私立大學有著相對開放的大學氣息：
它背負著復興中華文化的政治任務，在校內以剛毅質樸等校訓包裝一元封閉的意識型態灌輸給學生，而它在校外則與中山樓、革命實踐研究院、陽明書屋形成一個個政治作戰的基地交相支援。（李重志，1994：29）
而在進入90年代之後，新的經營者，創辦人之子繼承董事長之位，則將這家傳老店予以企業化手法經營，引進高雄幫等財團資本經營學校，也經營高層自己的仕途：
對內不顧生態負荷力，大量招收學生，培養人脈，卻造成師資學生素質大幅下滑；對外則以威權時期殘留的性格挾帶資本的力量不時反抗教育部的監督，與黨政勢力既聯合又鬥爭，既依附又作亂。然而不管是黨領資還是資領黨，從黨校到學店，對學生而言都是獨斷一元的黨國資本主義意識型態。（李重志，1994：30）
這樣的環境加上文化大學的地理位置，造就了自我封閉的校園文化，但其中也醞釀出了「詩社」、「文化社」、「260」到「草山學會」、「藝術法西斯」，等稀少、脫俗而又激進的力量。這股力量結合上美術系本身追求自由的風格，和獨斷一元的黨國資本主義意識型態形成了正面衝突的態勢。而許坤成個人倒行逆施的作為，更催化了這場抗爭。
值得注意的是，李重志並沒有給予這場運動像陳光興、賀德芬等人所提出的那麼高的評價。他肯定抗爭過程中「小草藝術學院」的成立，認為這不但建立了運動的主體性，促成了運動在美學教育與人文教育等層次上的提升。但認為到了運動後期，由於幹部的疲憊、幹部和群眾間的距離，使得國家的力量趁虛而入，改變了這場運動的命運。
是以當「打到許坤成」成為單一訴求時，這場本是理想性、積極性、開創性、要重建大學尊嚴、藝術精神的學生運動，成為現世性、彌過性、補償性、要求體制解決許坤成的自力救濟抗爭。運動形勢從開始的打倒獨裁者，努力地上綱到反體制，到最後卻又不得不向體制屈服，承認體制的處置，著實令人扼腕。（李重志，1994：30）
依照李重志的觀點，文大美術系事件顯現了90年代中期台灣高等教育體系，從「黨國」到「資本」的力量交錯轉換的痕跡。李重志的意見暗示了「文化大學美術系事件」除了顯現台灣學生運動模式的變化外，還有陳光興、賀德芬等人所沒有說明的意義。
一直到2005年，陳光興這篇〈舊（男）學運的死亡，新（女）學運的出發〉，仍然被卡維波等人認為是「這段時期學運健在的標誌」。但是從事件參與者小草包的文章，以及「草山學會」在運動中扮演的角色來看，陳光興文中提出以性別和校園經營為衡量標準的新/舊學運二分法，有很大的爭議。
但我們必須注意到的是，「文大美術系事件」是台灣在80年代末期發展起來的學生運動，唯一一樁成功的長期罷課行動。連續34天的美術系罷課抗爭，到目前為止仍可以說是台灣學生運動史上空前絕後的紀錄。因此即使我們不同意陳光興等人對這場運動性質的界定，光是34天成功的長期罷課這一點，就足以證明「文大美術系事件」在台灣的學生運動上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本文希望透過文獻蒐集，以及部分參與者的訪談，期望能夠將「文大美術系事件」整個事件的過程，進行初步的紀錄和研究。並同時希望去瞭解，如果「文大美術系事件」的發生，意味著台灣學生運動模式的轉換，或是在中正廟模式的家國愛恨情仇外，另外一種學生運動模式的可能，那麼這樣的轉換、這樣的模式究竟是什麼？陳光興所做的描述是正確的嗎？抑或存在著其他的可能？
二、 文大學運發展的歷程：
「260」與文大學運的萌芽
李重志在其文章中提到的文化大學從「260」到「草山學會」、「藝術法西斯」的微弱、稀少的學生反對力量的發展，可以在鄧丕雲的《80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一書中，得到更清楚的描述。
根據鄧丕雲的研究，在80年代萌芽的台灣學生運動，在1980—1986年的「醞釀期」間，呈現的是台大的校園運動「一枝獨秀」的狀況。這並不表示其他的學校並沒有類似當時台大學運的學生行動團體，然而在主客觀情勢的限制下，如輔大、東吳、北醫、及中央等，雖也出現了偶發性的學生抗爭或要求改革的行動，但是都如曇花一現一般，在黨國政治的校園控制體系下瞬間消逝。一直到了1986—1988的「突破期」，由於校園內外環境的轉變，從南到北的許多所學校，都發生了校園抗爭，時間的集中以及涵蓋面的廣闊，使得校園運動成為普遍的現象（鄧丕雲，1993：60）。
在「醞釀期」間，文化大學曾有一些詩社的學生，與台大和輔大的學運成員有私下的聯繫，並曾聚會討論學生聯盟的構想，以及籌辦暑假的聯合營隊，後因政治空氣的緊縮而中止（鄧丕雲，1993：43）。
在「突破期」間，約在1987年左右，由幾位文化美術系和哲研所的學生約5—6人，發起組成了「260」這個團體。「260」的名稱是來自於連結台北市與文化大學的260路公車，由於成員主要是幾位愛好美學的學生，鄧丕雲認為260一開始不是一個啟蒙團體，而是一個激進文藝青年的啟蒙團體，它關心的是美學及左派等激進思想，由於激進的思想使其和學運產生關係（鄧丕雲，1993：127）。
「260」總共發行了三期刊物，並曾在1988年2月學校註冊時，發起拒繳校方強迫學生訂閱的《美哉中華》刊物的訂閱費的行動。「260」的性質很像當時很多學校存在的介於「文藝」與「反叛」的社團（例如：東海大學的「東風社」），又很像1986時學運萌芽初期的秘密行動小團體。「260」後來有和「大學法改革促進會」（簡稱：大革會，一般認為是80年代台灣學運第一個跨校性組織）有所接觸，又有部分成員加入「民學聯」。
「260」可以說是文化校園獨立產生的團體，文化大學學生運動的萌芽。不過由於校園環境的限制，整體上來看，文化的學生運動仍呈現斷裂而不穩定的現象，這其實是當時許多學校共通的現象。事實上，在1986—1988年間出現的學運團體，除了台大、中興法商、高醫、成大、東海、輔大、北醫、中央以及中原外，大部分學校的學生運動，都呈現暴起暴落的不穩定發展。這種不穩定發展的現象一直到三月學運後，因為「草山學會」以及「土豆社」的成立，才有所改變。
野百合學運：成果與挑戰
不論從哪一個角度來看，1990年於中正廟前發生的野百合三月學運，都是台灣學生運動發展史上，非常重要的歷史事件。鄧丕雲認為1990年「三月學運」在台灣學生運動史上，具有四點重要的意義：
（一）學運開始有學生群眾的認同參與，由此學運進入群眾運動的型態，學運才有真正的草根經營的問題。
（二）三月學運時各股學運力量都維持在一個共同的架構下運作，這種合作團結形式，表示學運整合是有可能的。由於三月學運時的團結，使八０年代學運發韌時就有的夢想—學生成為一股獨立的社會力終於實現。
（三）八０年代的學運是一種身份制運動，三月學運把這種特性推到極致，同時也蘊合了學運走出身份制的格局，切割出八０年代與九０年代台灣學運的差異。
（四）最後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即學運正當性的確立。
（鄧丕雲，1993：298-301）
雖然記述時間只到1990年的「三月學運」和其後的「五月反軍人干政」為止，然而在書末，鄧丕雲以其有限的觀察提出了三月學運之後台灣學生運動發展的幾個新的面向：中區學生運動、女學生運動、台語文與台研的串聯、校園草根群眾的出現（鄧丕雲，1993：390）
這其中關於校園草根群眾的出現，對三月學運後的學生運動參與者來說，是個格外重要的議題。在鄧丕雲看來，三月學運之後校園草根群眾（grassroots） 的大量出現，為既有的學運團體帶來新的挑戰。由於這些草根群眾自主性高，會形成自己的行動方式，因此不是學運團體所能控制的。但是在另一方面校園群眾自主動員系統由於組織化不夠，因此在行動上呈現暴起暴落，而在校際合作的代表權上，往往又為學運團體所壟斷。因此在平時學運團體無法吸納這些群眾，而當運動或抗爭發生時，由於這些群眾是自主動員的，和學運團體間又有著微妙的關係。
90年三月學運後，學生運動雖然取得台灣社會的認可，但是學運本身的「主體性」的問題，並沒有因此獲得解決。1992年楊明敏在〈學運的精神分析〉（楊明敏，1992）一文中，利用繁難的拉康、德勒茲的精神分析理論，指出三月學運及其後的五月「反軍人干政」、次年的「反白色恐怖」活動，都凸顯了學運本身主體性的貧弱，只能透過鏡像式的模仿天安門學運，或將自我神聖化，在激烈的排除異己過程中，肯定自身的存在。
那麼要如何克服學運團體和校園草根群眾間的斷裂？設法建立起學運真正的「主體性」呢？在這方面90年代的許多學生運動參與者，在實踐和論述上都做出些許嘗試。
「大學社區」路線的討論
1992年一群「三月學運」的參與者，曾發行一份名為《野百合通訊》的刊物，期望透過持續的討論和交流，進行各學運團體間的資訊交流，對過去運動經驗的反省，並進而思考未來的運動路線 。
在1993年2月出版的《野百合通訊》第2期上，黃新高為文指出當時學運的主題，主要可區分為1.校園議題的開發，2.透過學生對社會運動的參與，進而將社會議題拉回到校園裡頭兩種類型。但是不論哪種類型的議題，都共同面臨一個問題：如何長期經營？
黃新高認為關於「長期經營」的問題的思考，不會只是策略、議題的選擇而已，這個問題涉及的是對於學運的本質、主要戰場、還有對校園群眾動員的方式以及學運社團與校園群眾的關係。
黃新高批評，由於未能充分注意到校園的本質，因此過去學生運動在把社會議題帶進校園時，常常變成校園跟著社會議題跑。另一方面由於主流的意識型態校園與社會的關係被神秘化，而學運幹部並未能有效地拆解這個神秘的面紗，結果：
我們成了一群「有理想、有抱負的青年」，穿著傳教士的道袍，信我者得永生。的確，在面對校內學生時，我們大多訴諸學生的道德性。被我們拉回校園的社會議題，是明顯的訴諸道德的。（當然我們在詮釋上一直試圖將社會與校園扣連上，這是一條迂迴的路），但就算是校園議題，被我們視為學生的基本權利，如果校園學生不以為切身相關，那不也算是訴諸道德的嗎？
…我的確認為我們需要一個「長期經營」的著力點。因為它是長期的，所以它必須扣連在校園做為個社會的特殊機構的本質；進一步地，它將學生與社會的關係具體化、物質化，它將不再訴諸學生的道德性；也因此先鋒隊與學生群眾之間的關係回到了日常生活。
…校園運動從一開始具有神秘性的地下刊物到今天教育部輔導各校成立學生會，也趨向一個「世俗化」的過程。能舉旗吶喊的情境越來越少，但不也標誌了「深化」與「紮根」的新時期。
（黃新高，1993：19—21）
黃新高的文章刊出後，立即得到當時文化大學的學運團體「草山學會」的陳柏偉等人的呼應，認為「大學社區運動」或許是之後學運可以思考的方向之一 。陳柏偉認為：
在這樣視一切為理所當然的世界中，「戒嚴」及「白色恐怖」已不再是可以大規模動員的依據，如果學運份子只能一味地反覆操作這些「道德性的訴求」，校園群眾的不動員性是不難想像的
（《野百合通訊》第3期：41）
並從學運幹部和一般學生的關係、議題如何選擇與深化、如何和大社會的主要矛盾扣連等面向，提出往這個方向進行的學運可能必須思考的問題。並在文章結尾時提出：
大學社區運動並不是以健全社區網絡為目的的一般社區運動，我們並不將之視為一種「終極理想的實踐」，而是將之視為「在現實時空環境中，左翼學生運動所適合選擇的戰鬥路線」。我們相信在這後蔣經國時代後戒嚴後冷戰時代…等等一大堆的「後」的現代，學運份子如何調整以往大規模動員、期待狂熱的政治衝突的心態，潛心於發展新的運動形式，乃是當前的重要課題。
…面對隨著政經結構的變遷而轉變的校園，學運團體必定得在貼近「物質基礎」的思考上，做出「世俗化」的準備。而一切基進行動的可能方向由此產生
（《野百合通訊》第3期：42）
並樂觀的認為：
除了文化之外，這幾年在輔大、東海等校已開始思考「大學社區」的理論，並有各自不同的論述與實踐方向，有理由相信其他各校在不久的將來必會有這方面的重大發展。
路線討論的意義
黃新高以及陳柏偉等人所熱烈討論的「大學社區」路線，並非是三月學運後才有的構想。事實上，早在1987—1988年間，由「改革派」主導的東海學生活動中心，即為反對台中市府在學校附近設立電鍍廠，而在校內舉辦說明會、向台中市請願，算是八０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中最早關於大學社區問題的紀錄（鄧丕雲：225，李杰穎，2006：）
除此之外，1989年間中原大學曾因為賭博性電玩大量湧入學生生活圈，導致出入份子複雜，治安敗壞，而發起了「淨化大學社區」遊行。淡江大學也由學生活動中心聯合數個社團，發起「抗議房租不合理漲價」的遊行。陽明大學因為校內汽機車交通問題，由校方舉辦說明會，並於會後公布六點處理原則。1990年間，為抗議校內機車被拖吊，清華大學有六名研究生以遊行向校方抗議，為清大的首次校園遊行抗爭（鄧丕雲：225-226）。
從以上的歷史回顧來看，將80年代的學生運動的實踐，侷限在三月學運所取得的政治成果上，並不是歷史的真實。台灣的學生運動在80年代重新再起之初，就充滿了多元、多樣的議題，從政治改革到學生自治、大學社區運動都有。
因此，不難理解文大美術系事件參與者小草包等人，對陳光興的舊（男）學運、新（女）學運的分別，會有那麼大的反彈。因為至少在學生運動萌芽之初，以及三月學運前後的實踐中，這些分別其實是根本不存在的。當時領導、參與運動的團體，多半是是同時進行政治改革、校園社區、乃至性別等多樣的議題。議題的性質或許會有重大的差別，然而行動者、行動團體卻是同一的。文化大學的「草山學會」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如果遠在三月學運發生之前，大學社區的路線就已經被台灣的學生運動在實踐，那麼黃新高、陳柏偉等人在《野百合通訊》上的討論具有什麼意義呢？連結上鄧丕雲對三月學運後的校園現象的分析，在黃新高的「尋找長期經營的可能」與陳柏偉的「潛心於發展新的運動形式」等用字裡面，可以看得出來這裡面反映了一種焦慮，即80年代發起學生運動的團體或個人，對於組織校園群眾的焦慮。因為這樣的焦慮，使得他們又重新認真討論起「大學社區」路線的可能性與侷限性。
讓我們重新再回顧一下黃新高的文章中，這段現在看起來饒富深意的話：
…我的確認為我們需要一個「長期經營」的著力點。因為它是長期的，所以它必須扣連在校園做為一個社會的特殊機構的本質；進一步地，它將學生與社會的關係具體化、物質化，它將不再訴諸學生的道德性；也因此先鋒隊與學生群眾之間的關係回到了日常生活。
黃新高這篇文章發表於1993年，也就是不過在三月學運發生兩年後，大學校園內的學運幹部，就已經反省到三月學運模式的侷限，甚至認為以類似的政治議題來動員學生參與，已經越來越來不可能。但是這些批判和反省的聲音，似乎不為台灣社會輿論所注意。與其說台灣社會主流的媒體在惋惜中正廟前三月學運模式盛況不再重現，不如說主流媒體一直都是在消費「三月學運」這個符號，而對真實的學生運動的發展不屑一顧。
社會大環境的轉變
即使學運團體和陳光興、賀德芬等人對「文大美術系事件」的定位南轅北轍，但是從《野百合通訊》上的討論來看，這些人都分享著共同的徵候，即嘗試要在現存的學運實踐中，尋找新的實踐的可能。前文說過，黃新高、陳柏偉等學運社團幹部的焦慮，來自於面對現實校園環境的變化，對於組織群眾上的困局。但如果放下兩方的差異，不管是學運幹部從具體校園現實出發的思索，或者是教授們忘情的吶喊，兩方都分享著一個相同的焦慮：外在的環境改變了，新的實踐的可能在哪裡？
這樣一個外在環境的改變，現在幾乎已經可以很清楚的掌握了。1993年李登輝完成對國民黨統治機器的收編整合（部份要拜「三月學運」之賜），開始自80年代末期面臨重重的正當性、合法性危機的國家機器進行大幅度的重構。新的國家機器在民粹威權主義（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體制的基礎上，透過政治、經濟、文化等數方面的「霸權計畫」，企圖製造全民共識，正當化新國家的統治基礎（台社，2003）。
而在高等教育的改革方面，在「文大美術系事件」發生的同年，1994年由70多個民間團體組成的「410教改聯盟」，於4月10日在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辦教育改造萬人聚會和大遊行，提出「落實小班小校、廣設高中大學、推動教育現代化、制訂教育基本法」等四大訴求。
強大的民間壓力，使得行政院立即在9月間成立「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負責推動教育改革的相關事項。經過兩年的討論研究之後，於1996年12月2日提出「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其中和高等教育密切相關的部分包括：廣設高中、大學，發展具特色的高等教育學府、公立大學法人化，多元入學方案等。
在這波民間和政府的教育改革聲浪中，極為強調「教育鬆綁」的理念，表現在高等教育上，則為強調透過運用民間資源，進行高等教育在量上的擴充。此舉縮減了國家對各高等教育機構的控制，同時增加了現有大專院校在外部環境上的競爭壓力。為了力求在高等教育市場化的環境下生存，各大學對於外部評鑑的訊息變得十分敏感，並對於招生活動投注更多的心力。
李登輝推動的國家機器的改革，意味著過去一元、由上而下的威權統治方式的失效，國家機器對於人民、對民間社會必須採取更細緻、更有彈性的方式來進行控制，例如：透過國族主義、社區營造等方式來塑造全民的共識。而在教育改革所謂「教育鬆綁」的理念背後，暗示著國家對高等教育運作的控制力，逐漸讓位於市場、資本的影響力，傳統黨-國-資本的三位一體的連結，如果不是被打斷的話，至少也是開始鬆動，或者是資本的力量逐漸壓過黨國。
李重志在其〈九四年文大美術系抗爭模式分析〉一文中，已隱約的碰觸到國家機器、高等教育結構的轉換，但他並沒有清楚的描述這個轉換對於抗爭過程的影響。但是就是這個社會背景的變化，使得「文大美術系事件」使學生獲得了當時意想不到的成果，也在後來面對到難以想像的挫折。我們可以在對整個「文大美術系事件」發生經過的歷史中，瞭解到這個部份。
三、 「文大美術系事件」發生的經過
秦政德的個人經歷
「文大美術系事件」的主角之一的秦政德本身是華岡藝校畢業，華岡藝校的老師有很多是文大美術系的教授在任教，秦政德是美術科的第一屆，而且還是以參加聯考的方式，應屆考上文化大學美術系。在師長的心中，秦政德是個十分優秀的學生。
在大學二年級時，秦政德因為感覺到當時的「美術聯招」制度對學生創作力的扼殺，因此和同學製作了傳單到考場現場散發。次年的美術聯招考場上他又繼續到考場上散發傳單，只是參與散發傳單的人又多了三個同學。這些人後來成為「藝術法西斯」畫會的成員。
關於「藝術法西斯」畫會，原先只是秦政德和幾個朋友在大二時組成的讀書會。取名為「藝術法西斯」是對當時的文化風氣的一種反諷。一開始時也曾經認真的閱讀了一些美學著作，不過就像很多大學生的讀書會一樣，到最後也變成固定性的聊天、討論聚會的活動。而後因為都是美術系學生的緣故，就從讀書會轉成為畫會。
至於秦政德和「草山學會」的聯繫，則是在他大二時參加了由「草山學會」所舉辦的「學術生活營」，由此認識了不少草山學會的學運幹部。不過在發生「文大美術系事件」前，秦政德大部分時間都花在課業還有「藝術法西斯」畫會上，對學生運動參與不多。「藝術法西斯」和「草山學會」之間，除了個人的人際關係連結外，彼此間沒有什麼互動，一直到「文大美術系事件」發生，這兩個團體才有緊密的合作。
從自力救濟到靜坐罷課
「文大美術系事件」的導火線是前美術系系主任許坤成在系上的行事作風。根據「文大美術系事件」時的學生文宣，指出許坤成在國立藝專任教時，就曾經在教授素描課時，因教學上的諸多問題，被藝專學生連署要求系上予以解聘。經系上瞭解後接受學生要求，解聘許坤成。
在被藝專解聘後不久，許坤成成為文化美術系系主任，緊接著數位美術系上廣受學生歡迎的老師相繼離職。根據秦政德的說法，許坤成在擔任美術系系主任期間，美術系呈現著一個十分高壓的氣氛。學生如果不和系主任打好關係，即使作品再優秀，也有可能被當掉。在1991年間，因為許坤成對學生成績評分不合理，曾有數名學生帶頭連署致函董事長，要求許坤成下台未果，帶頭連署的學生紛紛遭到延畢或退學的命運。這次的事件雖然不成功，但卻為後來的「文大美術系事件」發生埋下伏筆。
1994年2月，已經大四的秦政德接到成績單，因為成績不及格遭退學。在成績單上，秦政德的三門油畫以及一門水彩課都只有50幾分，而其他科目都在90分以上。三門油畫課的老師分別是：許坤成、吳光閭、李錫佳，水彩課的老師是林金標。除許坤成外，其他的老師都是許坤成的門生。秦政德向學校申請成績複查，但許坤成仍堅持原先的評分，並在成績複查單備註欄上表示：「該生學習態度不佳，油畫水平太低」
這樣的結果對「藝術法西斯」的成員造成很大的衝擊，一方面美術系的畢業聯展通常都是在半年、一年前就已借好場地，當時已經在準備在社教館舉辦的「藝術法西斯」聯展。這個突然的消息，無異於讓學生過去半年的努力付諸流水。但更讓「藝術法西斯」成員擔心的是，走了秦政德，誰會是下一個被開刀的對象？
「藝術法西斯」原先是採取自力救濟的方式，在3月9日及3月22日分別製作兩份匿名文宣在校內散發，指責美術系系主任許坤成罔顧學生權益，欺上瞞下，強姦藝術創作：「我們除了認真的在美術領域上發展自己獨立思想與創作能力，更要學習拍系主任馬屁，免於被『二一』的恐懼，我們覺得痛苦而無奈。」
這種個別、自力救濟式的抗議，並沒有引起很大的效果。在徬徨之際，秦政德和草山學會的幹部連繫上，並和當時的文化學生會會長陳長偉見面，陳長偉聽完秦政德的敘述後，首先確認文化美術系排課時，關於「必選修」課程的設計非常有問題，接著又安排「大學報」的記者來訪問、報導這個事件。緊接著自立晚報也報導了這個消息。尤其「藝術法西斯」於社教館舉辦的聯展的閉幕活動上，以標語和行動劇的方式抗議系上扼殺創作自由。這種走在藝術表演和抗議活動邊緣的行動，更是引起媒體注意，自此秦政德被退學事件，從個人的困境逐漸變成公共的議題。
為了搶救秦政德，抗議許坤成扼殺創作自由，草山學會以及美術系系學會共同發起「抗議藝術暴力、救救藝術孤兒」活動。以靜坐、懸掛大型布條、論流演講、行動劇等方式，持續在大義館前表達不滿，要求文大校方秉公處理。在大義館前聚集的學生從150人到500多名不等。一些行動還表現出美術系學生獨特的創意，甚例如準備了上書「師長嘉言錄」的白布條，以及播放許坤成上課時的錄音帶，內容包括「李總統送我一套高爾夫球桿，叫我多練習以後陪他打球」、「我背後的靠山比你們還硬」等。
除此之外，超長型的從大義館垂下的四、五層樓高的手寫布條。由曾出過POP教學專書的美術系學生來寫海報、做布條、寫看板，那種標準的手寫書法、圓體海報字，可能都是台灣學運有史以來最高水準。學生還上山砍竹子，製作八公尺長的抗議布條，於遊行時在校內揮舞。這些創意都讓學運幹部和現場參與者眼睛一亮。
文大美術系學生持續的抗議行動，自然會引起學校的注目。事實上，這也是學生原來的目的。學生們原本期待校方可以秉公處理美術系問題，沒想到校方竟然花了幾十萬的公帑在中國時報買下半版廣告，這個名為「中國文化大學對媒體報導美術系抗議學生罷課事件之聲明」完全偏袒系方，這個舉動讓毫無學運經驗，且向來各自為政的美術系學生感到徹底失望，也因此把運動推向更加的基進化。罷課從原先只是靜坐時學生的提議討論，變成了正式的行動。於是在4月28日時，在大義廣場正式宣告罷課。
第一天的罷課行動，共計有超過三分之二的美術系學生參加，並把靜坐的大義館廣場設計為「藝術大學」。學生除了發表一份「罷課聲明」外，並以一份「土匪、文大、千島湖」的傳單指責文大校方處理的方式和中共有異曲同工之妙。此外立委廖永來、翁金珠等人，也在教育部高教司主管科長林啟峰陪同下，前往罷課現場表示關切。同時結合民意代表與立委謝長廷等人在廣場上舉行公聽會。
罷課的行動引起了校方的關注，文大的校長、訓導長、教務長等師長都前往罷課現場表示關切，並曾主動召開協調會、溝通會。但是由於之前校方大幅刊登廣告回應、抨擊學生行動的作法，嚴重的刺激了學生。學生因此要求校方必須公開道歉，撤銷28日在媒體上發表的「不實聲明」，雙方才有對談的可能。學生和校方因此陷入僵局，抗爭行動也就一直不斷延續。
「小草藝術學院」的成立
在整個「文大美術系抗議事件」最受到注意的就是「小草藝術學院」的成立。但是和決定罷課一樣，成立「小草藝術學院」這個極負創意與批判力的行動，也是來自於對行政單位冷漠、官僚的態度的反彈。
由於校方一直未正面回應參與罷課學生的意見，因此在5月4日時，學生集體到教育部陳情，希望教育部能秉持主管機關的立場，對秦政德被退學，許坤成濫權一事介入處理。不過教育部的態度十分封閉，由於害怕學生入內後採取激烈行動，當天不但大門深鎖，還調派鎮暴警察前來維持秩序。在學生於雨中靜坐六小時候後，只肯派高教司副司長楊椿榮隔著鐵門與學生溝通協調。在這一片淒風苦雨的氣氛中，有人不知不覺的唱起了80年代的民歌–「小草」：
大風起，把頭搖一搖
風停了，就挺直腰
大雨來，彎著背，讓雨澆
雨停了，抬起頭，站直腳
不怕風，不怕雨，立志要長高
小草，實在是，並不小
這首歌描繪的意境，完全切合在場學生的心境與處境，引起現場的熱烈回應。「小草」的歌聲鼓舞了學生原本疲憊的心，準備明天繼續的抗爭。一名在場的學生留下了這樣的感想：
眼前教育部鐵門深鎖，門後林立三十多名武裝鎮暴警察。風雨中，那顆無助的心頓時雪上加霜，淚水、雨水早已分不出來了，『小草』這首歌謠從腦海中閃過。靜坐至晚間八點，我們登上專車準備離開時，透過車窗—我們看見近兩百位鎮暴警察自教育部側門走出，此時腦海中一片空白，不知是該哭呢？還是該笑呢？
（文化大學美術系學社，1995：56）
第二天，5月5日在大義廣場上抗議的學生宣佈成立「小草藝術學院」，取名「小草」的靈感正是來自前一天在教育部的處境。
「小草藝術學院」持續的邀請校外的藝術家、學者到廣場上演講，例如：邀請林惺嶽主講台灣美術史、楊子雲「中國書法在現代藝術的地位」…，同時也有學生進行集體創作，討論黃海鳴在媒體的讀者投書、音樂系學生聲援義演「弦樂四重奏」、舉行現場「人像速寫」活動等等。學生以自主、自我安排的學習課程，以突顯美術系獨斷的課程設計的荒謬。
另一方面，「小草藝術學院」也在廣場上舉行公聽會、發動全校連署、讓美術系學生集體來討論下一步的行動，到火車站前抗議，學生以白布覆身並擺上野百合，象徵著「創作自由已死」、寫陳情函給當時的總統李登輝，希望能得到社會輿論更多的關注關於「小草藝術學院」實際的運作過程，由於研究時間和資料限制，筆者沒有辦法進行詳盡的討論。但是從當時以及事後關於「文大美術系事件」的評論來看，「小草藝術學院」是一個非常具有意義的實踐：
在這次事件中最令人矚目的是「小草藝術學院」的成立，這個原本只是由學運團體提供的抗爭策略，卻經由美術系同學有聲有色的運作，有了其主體意義。在「小草藝術學院」的身上是有多重意義的。在運動的範疇來講，它對外宣示與校方對立衝突的主體，增強在藝術社會上的正當性，對內以集體參與模式維持組織運作的認同感與有效性；「小草藝術學院」的課程與討論豐富美術系同學的學習領域，回歸了大學精神，使成員身歷其境的再次思考大學與大學生在社經結構的位置。在這樣的意義下，我們說「小草」的成立是正面的，而小草下一個階段脫離短兵相接的抗爭，其意義當有某種轉變，而我們當然希望他能秉持反叛的傳統，不斷思索美術教育與人文教育的可能，成為台灣文化生態中的一股清流。（李重志，1994：30）
為什麼長期的罷課會成功？
「文大美術系事件」34天成功的罷課行動，創下許多台灣學生運動史上到目前為止仍可以說得上是空前絕後的紀錄。「罷課」這個策略雖然從三月學運以來，就經常有人提出，但是真正付諸實踐甚至是獲得成功的少之又少。那麼究竟為什麼1994年「文大美術系事件」可以創造出這樣的紀錄？
1.學生與校友的支持
在一般的印象裡面，藝術創作者多半是非常個人主義而缺乏組織性的，秦政德以自己在美術系的經驗，形容美術系學生之間的關係其實是「各自為政」、「同學四年講不到超過十句話」，這基本其實是非常不利於群眾運動的。然而，秦政德被退學在當時的文大美術系並不是單一事件，而是從許坤成擔任美術系系主任之後，整個扭曲的創作教學環境的反映。
在接受筆者訪問時，秦政德認為自己其實只是一個引爆點，這個火花引燃的事長年以來美術系學生、校友對於許坤成以及系上學術環境的不滿：
我其實是個引爆點，我一被退學，那時候開始靜坐就整個爆發出來了！把過去幾年來那種，很高壓的（氣氛），反而爆炸力量更大。那個時候其實很多人猶豫，剛開始是我們不怕死的幾個，到後來最多最多全系大概有兩百多個…，而且我們還是美術系喔！我們美術系向來是那種各自為政的。那這個就是我講的，那個壓制的力量太強（造成的反效果）…。
（訪問記錄，2007/11/23）
對美術系的學生來說，秦政德被退學不是一個單一事件，而是他們長期忍受的學習環境氣氛下的產物，因此使得秦政德的行動很快的獲得系上其他同學的共鳴。
除此之外，1991年時那場失敗的連署行動，非常弔詭的，促成了1994年「文大美術系」事件罷課的成功。秦政德和其同學在當年都是大一的學生，目睹了學長被打壓、退學的悲慘後果，使其行動的意志和決心更加堅定。美術系由於學習的傳承，所建立起來的學長姐和學弟妹的關係，也對這個事件的擴大有所影響。因為有不少在校生或是畢業生，其學長姐就曾因為在1991年參與連署被整肅。「藝術法西斯」畫會的一位成員，還在當年被退學的學長於南部開設的陶場實習，學習燒陶。受過不白之冤的學長姐自然不願看到同樣的事情再次重演，同時也積極鼓勵學弟妹參與抗議行動，這是後來「文大美術系事件」之所以能取得校友支持的原因之一。
透過校友在藝術界的關係，「文大美術系」事件也取得了藝術界的支持，許坤成回應抗議的美術系學生意見的公開信發表後，立即有藝術家黃海鳴在報紙上為文回應。到了罷課後期，因為經費不足，還有人發起義賣以支持抗議行動繼續下去。
然而，我們也必須同時注意到，這整個校友、學生、乃至藝術界的聲援，其實都圍繞著對於秦政德個人待遇的同情，以及對於許坤成的憤怒而集結起來。這也使得聲勢浩大的運動，在成功讓秦政德復學後，到後來越來越集中於「打倒許坤成」這個單一目標上，而對整個運動後來的發展產生限制。
2.行政單位的反應刺激
另一方面，文化校方對於學生運動的過度反應，也是促成衝突激化的原因之一。不論是大學報、自立晚報或是後來中時、聯合的報導，篇幅其實都非常小。但是做為私立學校的文化大學對於媒體的訊息十分敏感，認為這些報導嚴重的損壞校譽。因此對於學生的行動採取極不寬容的行動，甚至在後來還花錢在中時買廣告回應學生以及輿論對美術系系方的質疑，此舉後來刺激了學生，使得原本單純的學生自力救濟，走向大規模的集體罷課。
我們美術系，你不要說是怎麼樣，我可能跟我同學喔！同班同學四年講不超過十句話，美術系就是這樣呀，都各自為政，那住的地方都是單獨的，更不用說跟學弟妹根本不認識，其實不要說（文化）美術系，別的學校也都是這樣，所以其實我們很訝異說，都是學校讓我們團結起來的。
（訪問記錄，2007/11/23）
學生在行動之初也瞭解文大校方這種怕事的心態，因此原先設定是要讓許坤成和秦政德一起同歸於盡。但是文大董事對於許坤成的固執力挺，對上了美術系學生、校友長久以來對許坤成個人的不信任，這使得兩方的衝突更行擴大：
之前我們學校蠻怕事情的，只要媒體一有風吹草動，什麼立報啊！自立早報啊！這種一小格的篇幅，哇！那學校就跳腳，那時候我們就覺得學校很怕事情，那我們都鬧到那麼大了，系主任一定會被砍頭，但是我這種人（挽回）的希望很渺茫，結果到後來反而是系主任拉不下來，就是因為系主任拉不下來，所以才會拖了34天。不然其實這個事情其實可以，坦白講，這牽扯到學校處理不好，不然的話可能三、兩天就解決了！但是就拖了34天，其實就是校方的關係。校方的關係就牽扯到董事長，其實我覺得校方很多人都覺得這種事情其實是可以解決的。可是就牽扯到我們的董事長，我們的董事長很固執的…。
（訪問記錄，2007/11/23）
文大校方對於參與抗議、罷課的學生不信任，以及對於失職、濫權的許坤成的力挺，其間的反差簡直不可以道里計。到了罷課的後期，文大董事長張鏡湖還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美術系的抗議事件是有心人策動的學潮：
這是學潮，學生的作法和當年大陸上共產黨搞學潮沒有兩樣，學校不能妥協，學生一切行為都要依法處理，不然以後學生用罷課搞走校長怎麼辦？
而且校方得到資訊，學生要策動罷課好幾個月，是有組織、計畫的行動，罷課學生連台獨人士史明都找來演講在這種情況下，做為行政指導機關的教育部是最有可能出來化解僵局的單位，不過在學生罷課初期，教育部對於學生的態度卻是相當恐懼而保守的。5月4日，學生到教育部前請願在大雨中吃到教育部的閉門羹就是一例，此舉還促成了「小草藝術學院」的誕生。在校方、教育部都得不到正面回應，又擔心運動無疾而終後會遭到許坤成與校方的報復，（這在1991年連署失敗事件有跡可尋），整個運動的形勢自然就不斷高張。
一直到後來，由於立委的壓力，加上不願看到事態擴大，因此教育部高教司主動派員上山瞭解情況，並和文大校方以及學生進行對話。事實證明，當教育部介入斡旋，做出了讓秦政德復學，撤換許坤成（雖然是明降暗升）的決定後，學生的罷課行動就立刻停止。以致於還有學運幹部抱怨整個運動竟從反體制，變成向體制屈服，接受體制的處置，令人扼腕。但是這也證明了張鏡湖所謂學生背後有有心人幕後策動，計畫罷課好幾個月的說法，根本是一派胡言。「文大美術系事件」之所以能夠罷課長達34天，除了美術系學生、校友、家長乃至藝術界人士的支持外，文大校方固執、猜疑、保守的態度也要負很大責任。
3.行動組織的分工合作
在整個「文大美術系」事件中，文大美術系系學會、學生、校友以及學運社團「草山學會」，彼此間產生緊密的聯繫。美術系的畢業校友在整個過程中，尤其扮演了重要的精神和物質的支援者的角色，他們的介入也對校方和美術系系方造成了很大的壓力。
美術系校友和學生，以自己過去的學經歷，創造出許多讓人耳目一新的抗議形式，同時透過人際網絡爭取外界更多的支持。另一方面，被秦政德視為扮演「軍師」、「顧問」的角色的「草山學會」，在充分的尊重美術系學生的前提下，提供了許多計數和行動上的支援。當時曾與「文大美術系事件」的草山學會幹部顧家銘，總結了在事件過程中，「草山學會」所提供的支援：
我覺得我們提供三個很重要的東西，第一個是勇氣，如果沒有我們這樣一票幹部在，所有運動的發起，對他們來講，校園、黨國、教授都是非常巨大的。
第二個是技術，我覺得技術跟勇氣講起來，也是一而二，二而一，正是因為我們提供了應對的技術，所以他們才有勇氣、被鼓舞、告訴他們群眾運動可以怎麼做、可以穩定人的情緒、怎樣去說服、怎麼樣讓更多人來參加，很多東西就是你成功了一部份，妳就增加了自信。那個勇氣是用你的技術支援去達成的，不是在旁邊拍手鼓勵，而是讓他們覺得很多事情可以被他們完成，比如說：布條該寫什麼主軸？明天該做什麼運動？要在哪裡靜坐？不是我們主導，而是我們不斷的參與討論，把這種Know how（散布出去）。
這牽涉到第三個資源—思考的高度，他們不知道在對抗的是什麼？他們以為他們對抗的是許坤成，他們以為他們對抗的是一個人，不管是拉下許坤成還是秦政德復學，對他們來講只要讓許坤成上面的那個人他點頭了就可以了！但事實上事情沒有那麼單純！！校長或者是院長，我為什麼要挺你？那校長或者是院長他們怕什麼？你怎麼樣對校長或是董事長施加壓力？今天他坐上這個位子，花了多久的時間經營他的關係，他培養多少他的黨羽？那麼，所謂思考的高度就是說，你要把你的抗爭拉到什麼樣的高度，才會產生效應？比如說，去教育部，要不是我們介入這件事情，他們也不會想到去教育部，但是事實上去教育部才會給文化校方壓力呀！
（訪問記錄，2007/11/30）
教育部的介入與秋後算帳的抗爭
長期的罷課形成的輿論加上立委等民意代表的壓力，使得教育部的態度轉而趨向積極。在5月12日時派遣高教司司長楊國賜到文化大學進行協調。雖然在前一天的公聽會上，文大校長還表示秦政德退學處分不會改變。但是透過教育部的居中協調，經由技術上的處理，5月13日文大校方就通過了秦政德復學案。
不過對於學生強烈要求「許坤成下台」的訴求，文大校方仍是不願予以回應，這使得學生繼續採取罷課行動，並採取更激烈的行動。5月17日，四位美術系學生開始進行絕食抗議，抗議學生開始夜宿校長室門口。但是文大校方的態度還是沒有轉變，這使得學生在在5月25日，美術系罷課「滿月」之際，宣布發動學生接管美術系系辦公室。
緊接著教育部派遣常務次長黃鎮台上山協調處理，經過多次的討論，黃鎮台和學生在沒有具體承諾，但有默契的情況下達成溝通。雖然文大校方矢口否認會將許坤成撤職，不過居間協調的立委葉憲修提前對媒體和學生發佈了這個消息。於是在5月28日罷課行動宣布停止。
雖然因為教育部介入，使得長達34天的罷課行動在6月宣告落幕，然而文大校方對參與事件學生的處分（所謂「秋後算帳」！）卻不曾停歇。10月時，文大訓育委員會決定：美術系學生林靜怡、中文系學生學薛淑麗因「言行不當，侮辱師長」勒令退學，使得學生發起校園公投進行反制。最後雖然在學生以及教育部的壓力下，退學處分改成「留校察看」，但是而參與行動的學生社團「草山學會」的幹部也分別遭到大小過不等的處分，並要面對校方隨時找理由欲將其退學的壓力從應對的態度上來看，教育部的學習遠比文大校方來得快。在5月4日時派駐大批警力，將學生阻隔於鐵門外的教育部。在參與抗議學生因遭學校處分而前往教育部陳情時，卻只由教育部編制內的九名警衛負責安全維護工作，並主動打開鐵門和學生進行溝通。
1996年，由於已遭「兩大過兩小過兩警告」處分的學生會長林志鴻，遭文大校方以細故記警告一支欲將其三大過退學。北部跨校學運團體「四校例會」 串連中部東海、中興的學生社團組成「世紀末賭爛聯盟」，於5月15日前往教育部抗議。在高教司介入下，文大校方重新討論對林志鴻的退學處分，林志鴻最後順利畢業。
四、 結論：
多元傳統的學運觀點與長期經營的侷限
從對1994年「文大美術系事件」的初步研究可以看得出來，台灣的學生運動不論是在1990年的三月學運以前或以後，都不是只有單一的、以政治議題為中心的路線在實踐。雖然在1994年以後，學生運動出現了許多新的議題、路線，例如：性別運動、女學生運動就是這其中很重要的發展。但是在三月學運以前，台灣的學生運動也呈現著多樣、多元的議題，除了政治改革議題外，還有爭取校內的言論自由、校園民主（成立學生會），以及對大學生活圈的反省與思考。其中關於政治改革以外的議題路線的實踐可能，成了三月學運後，一些學生運動的參與者重要的問題意識。
1994年的「文大美術系事件」，創下了34天成功罷課的空前絕後的紀錄，被一些評論者譽為「台灣學生運動史上的轉捩點」、「創造了台灣學運的新模式」，但是這個新的可能，仍舊和三月學運前後成立的，曾參與「野百合學運」的學運團體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這不是一個全新的運動主體的出現，而是舊的運動主體，在嘗試新的實踐的可能。
當然，如同鄧丕雲所描述的，在三月學運之後，校園出現了更多的自發性的群眾，這些群眾的出現可能是受到之前學生運動成果的鼓舞，也可能是由於1990年後社會環境與政治結構重組所創造出來的空間所影響，因此相較於前人，有更多主動採取行動的意願和機會。而從「文大美術系事件」發展的歷程來看，這些群眾自發性的行動，必須和一些已經在校內長期經營，在論述和行動上都有相當豐富經驗的社團相互合作，才發展出星火燎原的可能。這一點其實是運動實踐的基本常識，前提是學運社團必須要先能在校園內建立起「長期經營」的可能。
但是從「文大美術系事件」的後續發展來看，「長期經營」這一點正是許多90年代的學運團體的致命傷。轟轟烈烈的34天罷課結束後，「草山學會」幾乎是以孤軍奮戰的姿態，在面對學校的秋後算帳和打壓。雖然曾經取得了學生會和美術系系學會等校內學生團體的合作，但是卻在四年後，因為後繼無人而宣告倒社，文化大學的學運傳統也從此斷絕。其後雖然曾經因為學生校外住宿區發生火災意外而引起學生抗議，但是只成為短暫的自力救濟，沒有辦法再創造出像「文大美術系事件」那樣，對現實造成劇烈衝擊的行動。
這並非表示這些學運團體不重視「校園經營」，而是如何可以長期、持續的進行校園經營的問題。這裡面涉及到的不是簡單的議題、路線的選擇而已，還有對於校園群眾動員的方式以及學運社團與校園群眾的關係的重新理解。這在「大學社區」路線的討論與實踐的過程中，可以看見學運團體在這方面的實踐的瓶頸。
大學社區路線的可能與侷限
如前文所述，關於「大學社區」路線的思考與實踐，至少在80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實踐中，遠早於後來文建會推動的「社區總體營造運動」。而在三月學運之後，伴隨著如何讓運動走入學生生活的問題意識，「大學社區」路線曾經被文化、中原、輔大、東海等校的學運團體，認真的思考和討論過。如同某些「文大美術系事件」的參與者所言，這個34天的罷課行動的成功，或許正展現了過去「草山學會」在進行「校園經營」以及「大學社區」路線實踐的成果。而運動在後來的無以為繼，或許正展現了實踐的侷限。
我們可以從《野百合通訊》上的討論，去看到關於這些實踐想像的討論。在小草包批判陳光興的文章中，提到了「草山學會」曾經針對華岡房價、私校學費、女社門禁、學生社團權益…等等的問題，進行了許多的實踐。這些看起來都是攸關學生權益，具有衝突性的議題。即使是在黃新高、陳柏偉的討論中，除了不斷強調回到學生具體的物質生活、物質基礎外，我們很少看到關於社區認同、社區意識等情感認同面向的論述的討論。
李丁讚曾對哈伯瑪斯過度理性主義的公共領域想像提出批評，他認為：
公共說理，作為一種政治生活的型態，需要札根於一個社區內部成員互相信任的基礎，而社會信任的情感面向在人們的溝通對話之中產生著關鍵性的作用…忽略了共通感受、情感的層次，會使得公共領域變成以一個理念化而且抽象的方式，在運作著理性的對話
（李丁讚，2004：25、26）
李丁讚因此提出公共修辭（civic rhetoric）的概念，認為一個公共領域的締造，必需兼顧二者–動之以情，說之以理：
假如說公共領域是說理論辯的場域，民間社會就是常識與情感的場域，公共修辭或公民修辭（civic rhetoric）的作用，就是有機地聯繫這兩個場域，把常民世界的日常生活經驗，以及其所承載的共通感受，轉化提升到公共說理的層面，融會常識語言和論辯語言，而有助於推動公共事務的改革。換言之，公共修辭是將一個社群中個體之間、或團體之間殊異的生活經驗串連起來、召喚起來，成為某種共同經驗、集體記憶、以致形成某種公共感的重要行動環節。
（李丁讚，2004：7）
如果沒有融合情理辯證的公共修辭做為相互溝通的媒介，參與公共領域的個體之間、或團體之間會缺乏相互傾聽的意願與能力，則公共領域調解私人利益衝突，凝聚弱勢群體的認同/利益/需求的作用就不容易達成。如果沒有某種公共修辭承載的「公共感」、「共同感受」促成個體間或團體間的會合（come together），只是抽象的說理或是個別利益的加減乘除，則很難促成具有公共性的集體行動。
在「文大美術系事件」中，這種公共修辭的運用很容易掌握，例如：關於秦政德個人被打壓的控訴、對於美術系校友、同學的情感的召喚。但是從「大學社區」的角度來看，關於整個文化大學校園的公共論述，至少在「文大美術系事件」以及「草山學會」的論述所展現的，「說之以理」的層面居多，「動之以情」的層面稀少。
由於缺乏「公共感」、「共同感受」，因此使得校內不同團體間的利益衝突很快的極大化，促成了類似像「文大美術系事件」這樣的事件發生，也促成了罷課結束後，草山學會一場又一場的苦戰。但是相對的，校內學生的利益/認同/需求也很難凝聚。學運幹部嘗試想要在校園內實現「大學社區」的可能，但是卻很連最基礎的凝聚社區情感、建立社區意識都做不到。
理想上，透過持續不斷的運動實踐，持續不斷的衝撞體制，一種關於社區的共同體意識也有可能逐漸在行動中建立起來。但是社區意識的凝聚除了衝撞體制外，也需要大量的論述和制度設施的構築來支撐。但是至少在1994年的文化校園，這樣的可能性還看不到。於是學運團體最後只能在不斷的衝撞中，消耗自己的能量，最後無以為繼。
「共同感」、「共通感受」的難以出現，不完全是學運團體的實踐使然，也和整體文化大學的地理位置和環境有關。地處陽明山曾被譽為「最高學府」的文化大學，在過去一直是聯考排名中的車尾，加上鄰近台北市都會區，學生入學後如果不是忙於補習，就是努力打工賺錢，下課後就回到自己的套房，或是往山下的台北市都會區消費。20世紀的台灣大學生宛如馬克思筆下19世紀的法國農民，只是一整袋的馬鈴薯。雖然華岡的風景優美，但是卻罕有如同東海大學的校園景觀那樣，長期且廣泛的校園景觀認同論述的的構築。如同一位受訪者跟筆者說的，文化的學生對學校沒有認同感，這成為校園行動的一大障礙。
由於筆者本身不是文化的學生，因此這樣的情況在現今的文化大學校園是否還存在，個人並不清楚。但是如果「大學社區」還是某些學校的學運團體嘗試要實踐的路線的話，那麼如何在「社區」與「社運」，「動之以情」與「說之以理」兩者之間，進行串連，以引發某種具公共性的集體行動，相信依然會是現時校園實踐的挑戰。
在創造了一個台灣學生運動史上的標竿之後，隨著「草山學會」倒社，「文大美術系事件」的歷史也被人遺忘。這場34天的罷課行動，除了創造出許多空前的紀錄外，究竟改變了什麼呢？李重志在分析「文大美術系事件」的文章末尾，說了這麼一段話：
要求文化大學美術系撼動甚或顛覆前述文大威權官僚甚或黨國資本主義意識型態是否要求太高？這是實際上強人所難，理論上也不可能。那麼檢驗的標準似乎只有「是否造成參與者意識的覺醒？」答案應是肯定的，尤其在幹部身上。在某一個角度言，群眾運動只是幹部個人不斷受挫、反省、提昇；然而群眾運動不是自私的。它的成功在於使每個群眾都成為幹部。
意識的覺醒反叛對每一個人而言毋寧是最重要的，即使，明天太陽依舊同樣地由東方升上來。
（全文完）
本文的完成特別感謝顏振凱、秦政德、顧家銘等人，提供運動文宣等相關文獻資料以及接受訪問，由於研究時間和篇幅的限制，未能對文大美術系事件進行更完整、更深入的分析，另外有許多重要人物也未能當面進行訪談，僅向參與並關心這場運動的人表示歉意！同時衷心期望未來能有機會繼續更深入的研究。
附錄：「文化大學美術系事件」大事記
| 年 | 月 | 日 | 內容 |
| 1990 | ? | ? | 國立藝專夜間部美術科（現今國立台灣藝術學院）西畫組27位學生，連署要求撤換素描老師許坤成，連署書中列舉了六大原因。系所在瞭解並接受學生要求後，將許坤成予以解聘。 |
| 1991 | 5 | ? | 許坤成擔任文大美術系主任，243位學生連署（大一至大三學生）連署致函董事長，要求許坤成下台，惟此行動「失敗」，有兩位學生被退學，三位延畢。 |
| 1994 | 2 | ? | 文大美術系學生讀書會「藝術法西斯」成員大四學生秦政德遭退學，原因是其所修的三們油畫以及一門水彩課都只有50幾分，而其他科目都在90分以上。三門油畫課的老師分別是：許坤成、吳光閭、李錫佳，水彩課的老師是林金標。成績複查單上許坤成的備註是：「該生學習態度不佳，油畫水平太低」。秦政德為華岡藝校第一名畢業，應屆考上文大美術系。 |
| 3 | 9 | 文大校園內出現標題為「欺上瞞下，強姦藝術創作，美術系系主任罔顧學生權益」的黑函。 | |
| 22 | 文大校園內出現署名「一群不敢具名的美術系學生悲情告白」的黑函，內文期待一個擁有不同風格，真正創作自由的美術系，指責許坤成壓制學生不滿的聲音與創作自由。 | ||
| 24 | 由七位美術系學生組成的「藝術法西斯」在社教館舉辦聯展，於閉幕酒會上，佈滿白紙黑字的標語，學生以動態展覽與行動劇的方式，抗議系方教育方式與行政措施，嚴重扼殺藝術創作自由。 | ||
| 26 | 「藝術法西斯」於文化大學大義館表演行動劇 | ||
| 4 | 27 | 文化大學於中國時報第47版刊登全版廣告–「中國文化大學對媒體報導美術系學生抗議罷課事件之聲明」。 | |
| 28 | 文大學生美術系發動罷課，百餘名學生參與抗議系主任扼殺創作空間。十四個學生社團聲援文大美術系罷課事件。
不滿校方發表的聲明一面倒，美術系學生取消原訂和校方進行的溝通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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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 文大美術系校友贈送一千朵玫瑰給參與罷課學生，表示對罷課行動的支持。
文大女研社發表聲明，對許坤成的言論與行為，表示強烈質疑與不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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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參與罷課學生排出罷課時程表 | ||
| 3 | 文大林彩梅在對媒體的公開信上，表示心疼參與罷課的學生淋雨。學生則對學校「嚴格點名」的公告表示不滿，決定明日至教育部抗議。 | ||
| 4 | 文大美術系學生至教育部下跪請願，要求學校撤換美術系系主任許坤成。教育部閉門以對，引發到場立委的不滿。
黃海鳴於自立早報的副刊上為文「給文大美術系學生的一封信」。 風雨大作中，學生至教育部請願，卻不得其門而入且武裝鎮暴警察在一旁嚴以待命，學生百感交集，突然唱起「小草」這首歌。而後成為成立「小草藝術學院」名稱的靈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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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文大美術系罷課學生成立「小草藝術學院」，邀請外來師資於大義館為參與罷課學生授課。 | ||
| 6 | 文大美術系陶藝教授劉良佑，為在陶藝教室發現傳單一事，自請辭職以示負責，但強調與系主任無關，只表示留在大學教書已無意義。
美術系學生邀請林惺嶽主講台灣美術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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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文大美術系學生致函李登輝總統，請李總統重視國內美術教育，並主持公道。 | ||
| 8 | 文大美術系學生拒絕參加研討會。
學生指控文化大學董事、國大代表穆閩珠利用職權影響媒體，穆閩珠堅決否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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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文大美術系學生家長參與罷課行動，並發表公開聲明，指責校方一位抹黑打壓學生，要求校方公正解決問題，否則將採取必要行動。 | ||
| 11 | 文大美術系學生、家長、系友等數百人舉行公聽會，文大校長表示秦政德退學處分案不會改變。雙方談判破裂，學生要求學校明日中午前對許坤成迫害學生行為做交代。 | ||
| 12 | 教育部高教司司長楊國賜前往文大校方進行協調，校方坦承有疏失，同意恢復秦政德學籍。以學分不足的理由延後畢業。但學生仍堅持許坤成應該下台，要求學校在明日下午五點前提出正面回應否則仍將繼續罷課。
部分學生家長到教育部陳情。 文大美術系學生針對媒體報導罷課事件提出第二次聲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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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文大校方通過秦政德復學案，美術系學生指責張鏡湖董事長召開臨時評議委員會干擾學校行政。由於校方對許坤成撤換一事推託，學生揚言罷課到底。
文化大學組織「七人小組」調查美術系事件，許坤成案教評會無權處理。學生認為校方使出拖延戰術，表示將持續罷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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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 美術系抗議學生於火車站前表演行動劇，訴諸社會大眾支持 | ||
| 15 | 學生計畫發動全校連署， | ||
| 16 | 知名作家陳映真講授「台灣美術史的問題」 | ||
| 17 | 文大美術系學生四人絕食抗議，十人夜宿校長室門口 | ||
| 19 | 立院召開文大美術系事件公聽會。文大校方承諾三天後公布調查結果。 | ||
| 23 | 文大美術系學生接管系辦，秦政德復學案自教育部寄出。 | ||
| 25 | 文大美術系罷課滿月，文大美術系學生發動接管系辦 | ||
| 27 | 為結束罷課抗爭，教育部派黃鎮台接管協調
聲援罷課學生，美術界發起六四義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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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 黃鎮台與學生徹夜長談，人格保證「一定妥善處理提出明確交代」，美術系系主任許坤成辭職下台，學生結束34天歷史性的罷課 | ||
| 6 | 1 | 王士儀、許坤成停職 | |
| 1999 | 5 | 4 | 出版「小草藝術學院五週年」明信片 |
整理自：《中國文化大學美術系學社社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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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a，《野百合通訊》第2期，1993年2月
–1993b，《野百合通訊》第3期，1993年3月
–1993c，《野百合通訊》第4期，1993年9月
–1993d，《野百合通訊》第5期，1993年12月
–1994a，《野百合通訊》第6期，199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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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新高，<先鋒隊、校園群眾與校園運動—思考校內長期經營的面向>，《野百合通訊》第二期：19–21，1993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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