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反服貿，因為在中國大陸，台灣的服務業缺乏競爭力。
而台灣的服務業在之所以缺乏競爭力，一方面是因為缺乏經濟規模，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中國大陸的經商環境對台商服務業非常不友善。
二、
許多台灣人把所有在中國的台商都混為一談，但事實上，在中國的台商基本上分成兩種，一種是做外銷的，另一種是做內銷的，兩者的境遇非常不同。
做外銷的大部分是製造業，像是鴻海富士康、廣達、和碩、仁寶、緯創等等，大多混的相當好；而做內銷的大部分是服務業，像是早年的吉的堡、上島咖啡、新光天地等等，大多混的很不好。
三、
在中國大陸搞製造業做外銷，基本上是賺歐、美、日本人的錢給中國人花，所以中國政府十分歡迎，也會提供相對的保護。
但是相對的，在中國大陸搞服務業做內銷，基本上是賺中國人的錢給台灣的投資人花，所以中國政府並不特別歡迎，也不會提供相對的保護。
四、
在中國做生意，「政府的保護」非常重要。因為跨國企業如果在歐、美、日本、台灣等地遇到了商業糾紛，基本上會透過法律解決。
而相對的，跨國企業如果在中國遇到了商業糾紛，就必須透過政治解決。因為法律的保護相當有限，法院是中國共產黨開的，中共也不相信西方三權分立的那一套。
五、
中國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在2017年就公開表示：「堅決抵制西方『憲政民主』、『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等錯誤思潮影響，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是旗幟鮮明地表明了我們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決心。」
既然人家都說的這麼清楚了，那台商在中國大陸遇到了問題，當然就不應該上法院，而是應該透過政治關係解決事情。
六、
舉個例子來說。2015年的時候，我的事業重心在中國大陸，而我們公司是做軟體的，算是服務業。
那時候我接獲線報，說我們在中國的某代理商一邊在賣我們公司正版的產品，同時也一邊在盜版、山寨我們公司的軟體去賣。於是我就趕緊搭了飛機去西安處理這件事情。
到了西安，西安理工大學的圖書館館長約了我跟代理商當面對質。一開始，代理商堅稱他們才是原廠，而我們台灣的這家公司反而是盜版商。後來代理商實在抵賴不過，於是就乾脆找了四個小混混在圖書館門口堵我，作勢要打我。
我人高馬大，沒有被打，但也嚇出了一身冷汗。
七、
我知道在中國大陸，法律沒有用，警察也未必能保護我。而剛好我有個好朋友在台灣當過行政院長，於是我就緊急跟他聯絡，問他要如何處理？
我那個朋友對我很好，他馬上找了一位當過台灣警政署長的朋友幫忙，然後那位前警政署長馬上就聯絡了中國大陸那邊的公安單位。
結果中國那邊回覆，他們還是建議我用政治解決，而不要走法律途徑。
當天晚上我仔細想了一下，決定還是算了。因為如果走政治途徑的話，那個人情必須還，而我不知道那個人情我是不是還得起。而更重要的是，我的朋友恐怕也必須去還那個人情，而我很不希望他為我還那個人情。
八、
台商在中國大陸遇到麻煩，通常不是被當地的政府單位欺負，而是被當地的競爭者欺負。討厭的是，當服務業的台商受到欺負的時候，當地政府不見得會處理。
而台商也不是每個人都像我一樣，剛好認識一個台灣的前行政院長。然後就算我剛好認識一個前行政院長，最後也只能不了了之。
九、
台灣的法院基本上還是比較公正的，在法院判決之後，獲勝的一方不需要去還那個人情。
但是中國的政治關係沒有所謂的「公正」可言，誰的關係好，誰就可以獲勝。而且，獲勝的一方還必須去還那個人情。
所以中國大陸的服務業到台灣發展，前景一片；而台灣的服務業到中國大陸發展，困難重重。
十、
總而言之，中國的服務業本來經濟規模就比較大，競爭力就比較強。再加上台商服務業到中國很容易被欺負，而中國大陸的服務業到台灣發展卻可以受到法律的保障。
所以一旦兩岸簽了服貿協議，台灣的許多服務業產業恐怕都要團滅。
也因此，這麼多年過去了，我還是反服貿。
原文出處 林宜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