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發生在1947年，迄今 (2006年) 已達59年的台灣刑事司法實務界，似亦認為二二八事件沒有所謂的「刑事責任」，沒有所謂的「元凶責任」，也沒有所謂的「犯罪行為」，這當然和國內的理念觀念有很大的關係。唯有突破以往「制式思考」，而為「人權」理念的啟蒙。方有使二二八事件的「刑事責任」有所轉圜。
以「權力者的立場」來看待事件的本質的話，則其為正當化的行為，並不是純粹以「行為的本質」來觀察事件，也不是以「平等原則」的觀點來平等對待加害人與被害人之角色。持這種觀點的法律人，可以說是嚴重缺乏民主時代憲法所要求的「人權保障」的思維。
司法改革，首在「人權理念」的啟蒙、解魅，但台灣的司法改革遲遲沒有切入法律人應具有「人權思維」這個領域。至於所謂司法改革的真正本質，即司法的「自由化」、「理性化」，應該才是重點之所繫，但迄今為止，並無任何一項司法改革有提出「司法體系的理性化與自由化」作為其改革重點。
如果台灣對於二二八事件不予探討其刑事法律責任的話，則縱或在台灣的政治，在檯面上有「政黨輪替」的事實，但是對「極權國家」的「政府犯罪」不願或不能予以檢討者，這個應不是民主法治國的正軌，此種法治現象是充滿諷刺的;反之，如果台灣的法律實務界對於二二八事件的刑事責任能深入探論者，則台灣的刑事司法，才是真正落實「人權保障」的法治國家之司法表現。職故，台灣司法實務界對於二二八事件的相關法律問題之是否討論，實具有「民主法治國」與「非民主法治國」之標竿分野的重要性。
對於「維護生命權」的法律價值體系的重要性及其深層討論，應該列為台灣刑事司法實務的要務。迄今為止，國內並無刑事司法實務，對於二二八事件的行為、行為人、被害人、證人，以主動或持續地態度展開偵查及為證據保全、蒐集的工作。
具體言之，如果刑事司法體系能展開「追究二二八元凶責任」的具體程序的話，則方能達成「確保人權的維護」；
二二八事件的行為，並不是一般人的犯罪行為，而是統治者擁有「絕對權力」的行為，而是政府本身就是犯罪者，此類犯罪即所謂的「政府犯罪」（Regierungskriminalität）。
如果犯罪者本身就是政府機關的話,對於這種犯罪行為的訴追，必須要有超過該統治者權力以上的實力者，才有可能加以對抗，這也就是政府犯罪在訴追上的實際所面臨困難。
政府犯罪與一般犯罪（非政府犯罪）的差異:政府犯罪的行為人是掌有統治權力者，該項權力者甚至包含行政、立法、司法等權限，然而，如超越出法的範圍以外，也就是藉著國家權力而為權力濫用的表現，挾持公權力而為恣意的行為。不論是在暴力的恣意行為或是財經的恣意行為，可以說是和「政府權力的濫用」具有密切關連，這也是「政府犯罪」的特色。
由於政府犯罪是具有權力濫用的情形。政府犯罪之規模是不能和一般犯罪相比較，並且享有不受訴追的特權。政府犯罪的特點如下：
第一，犯罪的行為人是否具有政府權力的特質。
第二，政府犯罪是公權力的犯罪行為，在國內具有絕對權力的優勢。
第三，政府犯罪，唯有在犯罪者失掉政權時才有可能被訴追。
現行刑法典時效的詮釋問題:對於殺人罪有時效的規定追訴時效，應僅侷限於「一般犯罪行為」的情形而已，這乃是指刑事司法機關對於一般犯罪行為人「得訴追而不訴追」的情形。
然而，由於「政府犯罪」的特性始然，則在政府仍掌有政治權力時，並不是屬於對於政府犯罪行為人「得訴追而不訴追」的情形，而是屬於「不得訴追而不訴追」。可謂與「追訴權時效」的本旨不相符合。因為追訴權時效，所指的是「可得追訴之時」為開始起算時效；然而，在政府犯罪，則是屬於「不得追訴」的情形，自無從為任何時效的起算。
我國刑法有關追訴權時效的規定，對於殺人罪仍然有追訴時效的限制，此種規定似乎和「生命權維護」的觀點相牴觸。即或沒有修改相關刑法時效規定條文，則應該認為二二八事件屠殺的犯罪行為之訴追，尚涉及到「統治權力的現實問題」，亦即在「統治權」存在時，則刑事訴追機關並無法追訴「政府犯罪者」的行為，此時自不是屬於「得訴追而不訴追」，亦即可以說，在此情形下，連訴追的可能性都不存在，此時應認為時效尚未開始起算。
對於種族屠殺的訴追，進入法律程序，更有助於釐清誰是犯罪行為人，而使得其他外省人也不會落入「連坐」的不白之冤。
檢討二二八事件屠殺行為刑事責任具有以下三個重大的意義：
1 確保未來不會發生類似的事件
2 人權啟蒙與司法落實人權理念
3 對亞洲特權政治法的限制
由於亞洲特權政治橫行，使得亞洲解決爭端之方法，或部分動輒採用武力鎮壓，甚至不排除以血洗之方法，例如「血洗天安門的手法」，已構成亞洲政治之悲慘境界，對於亞洲的民主化、理性化而言，可謂具有負面的指標意義。「人權的普世性」(Universalität der Menschenrechte)在亞洲的落實更有迫切性，有些文化傳統會使「人權的實現」(die Realisierung von Menschenrechten)較為容易，但是其他的文化傳統則在人權的實現上較為困難。但是在「人權的普世價值」的公認下，則不是放任人權的的價值觀與人權的實現，形成二無關之事項，對於「哲學的人權問題」固然是一個老問題，但是當代歐洲人權理念的落實，而對於「人性尊嚴」的價值觀之確立與在實現中的落實，已不單純是歐洲人的「專利」，而在亞洲亦有落實之實現的可能性與必要性。
本文作者陳志龍時任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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