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六四33週年，這個紀念日的來臨正值習近平堅持的抗疫清零及其支持俄羅斯的反西方外交政策在國內外引起強烈不滿和反彈之際。此外，這也是習近平當局在香港實行《國安法》，將這個30多年來保持著有規模紀念六四的空間完全扼殺後的第一個六四紀念日。
“33年前的六四屠殺與當今中國發生的一系列事件究竟有什麼樣的關係？”三位專家回答了這一問題。
“今年6月4日對我而言，代表著最後一次，中國大陸的人民——不光學生，還有很多勞動者、中產階級——試圖表達他們的反對和不滿。”91歲高齡的退休法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孔杰榮（Jerome A. Cohen）說。
“習近平當政後，開歷史倒車，在許多方面否定了鄧時代的內外政策，重返毛時代，但卻全盤繼承了六四鎮壓的暴力維穩模式和底線思維。”中共黨史專家高文謙說。
“八九民運民眾一個很重要的訴求，就是要求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如果中國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像這次新冠疫情就不可能成為一個全球大流行。”中國民主運動理論家胡平說。
孔杰榮：六四提醒中國人，他們是如何被碾壓的
習近平應對奧密克戎疫情在中國許多大城市蔓延的清零政策，包括封城、無休止核酸檢測、破門而入進行消殺、強迫居民進入方艙等侵犯人權的行為，激起中國社會的普遍不滿。
“現在不安和越來越不滿的民眾，正在以各種方式嘗試，在習近平國安部隊允許的有限範圍內，表達他們的關切和不滿，並希望有一個比中國現在更好的政府和更美好的未來。”孔杰榮說。
“今天，我認為6月4日已經代表著我們在1980年代目睹的中國大陸為言論自由而進行的同樣的鬥爭。”孔杰榮說。“它提醒人們（當年）他們是如何被碾壓的，而現在我們已經看到，香港也是被以同樣的方式碾壓的。這是一個悲傷的周年紀念日。”
今年秋天中共將舉行20大。習近平修改《憲法》，取消任期限制，尋求在這次大會上獲第三次連任。但是，他的清零政策導致了中國經濟大幅度下滑，長期被邊緣化的中國總理李克強出面召開10萬幹部大會，呼籲拯救中國經濟。這使得習近平“定於一尊”的權力格局出現了裂痕。
“當今中國的騷動，無論是在精英層面還是在大眾層面，尤其是20多歲、30多歲的年輕人層面，都表明了黨內再次產生了一股壓力，要求改變政策、放鬆極權統治、允許在中國有更多言論自由和行動自由。”孔杰榮說。
“因此，6月4日是一個適當時機，去反思中國不斷惡化的局勢，反思必須有一個更積極反應的政府，而現在這個政府正由習近平領導。”孔杰榮指出。
高文謙：六四鎮壓開啟了暴力維穩的國家治理模式
“六四鎮壓雖已過去多年，歷史的傷口仍沒有癒合，還在流血化膿。”中共黨史專家、《晚年周恩來》作者高文謙告訴美國之音。
“對中國當局來說，六四鎮壓最大的政治遺產是開啟了暴力維穩的國家治理模式，和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的底線思維。”高文謙指出。“六四鎮壓是鄧小平對中國人犯下的嚴重的歷史罪過，是他一生最大的政治污點。習近平當政後，開歷史倒車，在許多方面否定了鄧時代的內外政策，重返毛時代，但卻全盤繼承了六四鎮壓的暴力維穩模式和底線思維。”
高文謙認為，習近平對鄧小平遺產的取捨實際上反映了中共的本質。“原因在於暴力革命、敵對思維是共產黨的基因和原罪，毛、鄧、習三代一脈相承，為了政治需要，可以肆意剝奪人的所有基本權利。”
“毛的文革是十年浩劫，罄竹難書；鄧的六四鎮壓，對和平示威民眾武力清場，隨意剝奪人的生命權。習近平作為黨天下的傳人，上台不久就表現出這種反人性反文明的暴力基因和底線思維，在國內全面收緊社會輿論控制，709律師大抓捕，在新疆暴力維穩，暴力鎮壓香港反送中運動，現在更有上海抗疫動態清零政策引發的大規模人道災難。”高文謙說。
高文謙回憶，五年前，剛開完中共十九大，他在美國之音焦點對話節目中曾經預測，習近平將在末路狂奔，“政治高壓將成為新常態，新疆的維穩模式將在全國推廣，一個政治上全面倒退，經濟蕭條，文化凋零，自我封閉的時代即將來臨。”他當時說。“現在不幸而言中，開倒車的速度超過了人們的想像。”他在一份書面採訪中表示。
高文謙指出：“現在上海封城發生的大規模人權侵犯，可以說是無法無天，比毛髮動文革時破四舊抄家波及面還廣。當年遭殃的主要是政治賤民——黑五類，現在只要感染，就被污名化，就是病毒賤民，一人陽了全樓轉運，轉運還不算，還要破門而入消殺，踐踏一切法律和人權底線，無視老百姓的生命權、財產權和隱私權。”
高文謙認為，六四鎮壓和上海“清零”都是無視人的生命權。“鄧小平六四鎮壓的本質是隨意剝奪人的生命權。習近平口口聲聲說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而實際上現在上海的清零封城、硬隔離，造成無數次生人道災難，也同樣是在無端剝奪人的生命權。這兩個多月來，上海有多少人死於非命，或餓死家中，或受不了病痛折磨而跳樓、上吊，或無處求醫延誤致死。”
“今年紀念六四的時代特徵，是共產黨殘暴的本性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清，以致潤學大行其道，喊出’這是我們最後一代’。這是年輕一代在絕望之後發自心底的吶喊和反抗，震撼人心。更值得注意的是，越來越多的人通過親身遭遇，開始反省自己，認識到正是過去對在新疆建集中營和鎮壓香港民眾不聞不問，才讓當局變本加厲，結果自取其禍。這是整個社會開始覺醒的標誌。”高文謙表示。
胡平：六四打斷了80年代中國的自由化民主化浪潮
“這並不是六四問題已經解決、已經走進歷史，”《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說。“相反，恰巧是這個問題沒有走進歷史，它還在起作用，而且它的惡劣影響還在延續、甚至還在增加。”
30多年來中共不遺餘力控制輿論企圖使人們淡忘六四，用暴力鎮壓任何紀念形式，北京的做法似乎達成了預期。但近年來中國在習近平治下發生的一系列侵犯人權事件卻引起了國際社會越來越密切的關注。胡平認為這兩者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其實都是六四的延伸、六四的直接產物。”胡平指出。“因為正是六四才打斷了整個八十年代中國的自由化民主化浪潮，使中國重新陷入了結束八十年代非毛化、削弱專制體制的這樣一種趨勢，使這種趨勢中斷了，然後重新強化專制統治。”
在胡平看來，無論是新冠疫情成為全球大災難，中國在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問題上逆國際潮流而動，還是北京當局對新疆、西藏、香港，以及對國內異議、維權活動的暴力鎮壓，都跟六四鎮壓有著直接關係。
“八九民運民眾一個很重要的訴求，就是要求言論自由、新聞自由。”胡平說。“如果中國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像這次新冠疫情就不可能成為一個全球大流行。因為從一開始，它之所以能成為全球大流行，就是中國政府當局在2019年年底的時候，在知道武漢出現了不明原因的肺炎之後，首先去壓制那些所謂吹哨人，對李文亮醫生等幾個人扣上散佈謠言的帽子加以嚴懲，把這個事情就這樣活生生地壓下去了，這就錯過了把疫情扼殺在萌芽狀態的時間窗口。”
胡平認為，六四跟俄羅斯戰爭也有直接關係。“俄國之所以敢於發動侵略烏克蘭的戰爭，就是因為得到了中國的鼎力相助。”
而中國為什麼要支持俄國打一個跟中國關係友好的烏克蘭，“那就是因為中國是把俄國侵略烏克蘭看成是打擊美國、看成是打擊西方，”胡平說。“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才去支持俄羅斯的。”
胡平說，中國在八十年代跟美國和西方的友好關係因為六四被改變了。“六四之後才使得中國在外交上轉為反美國反西方。”胡平說。“在鄧、江、胡時代那叫’韜光養晦’，做得不那麼張揚。但韜光養晦本來就包含隱藏你的鋒芒的意思。那你隱藏了對誰的鋒芒呢？就是對美國對西方的鋒芒。”
胡平認為，“俄國之所以變成今天這樣的樣子，也是因為中國為他提供了一個壞榜樣。”
“俄國在80年代戈爾巴喬夫時代，乃至在葉利欽時代，都已經實現了從蘇共一黨專政向自由民主的和平轉型，整個龐大的國際共產陣營是以一種和平方式瓦解的，當時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讚揚。而那時鄧小平則因為六四屠殺遭致全世界的一片譴責。”
“如果中國當時沒有六四，沒有提供壞的榜樣，俄國不會像今天這個樣子。”胡平說。
原文出處 ＶＯ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