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影劇記者，如何在跑電影新聞的短短9個月內，撼動電檢黑手，推波助瀾台灣新電影前進，並被楊德昌在電影中致敬，被侯孝賢、吳念真、詹宏志、小野等一眾好友懷念著？
聯合報前電影記者楊士琪對台灣新電影的熱愛，如唐吉訶德般持長槍挑戰解嚴前的電檢制度，如司馬光投石般解放被禁錮的電影創作自由，她揭露的「削蘋果事件」成為台灣電影史的重要里程碑。
熱血記者生逢其時
楊士琪1950年生，原在民生報擔任編譯，1983年轉入聯合報，「光陰的故事」在前一年上映，正好是台灣新電影萌芽階段，她所處的時代、她的年齡，都接近那些新電影導演。但她跑電影新聞僅僅9個月，1984年因病過世。
小野記憶裡的楊士琪非常熱血，她希望台灣有一群導演能拍出跟過去不一樣的電影，比較藝術、比較社會性，演員表演比較真實，更有可能打進國際。
吳念真記得的是跟楊士琪的吵架。「吵，是因為是對手，她跟其他影劇記者不一樣，她是一個非常嚴厲的同伴。」吳念真說，當時大家對「台灣電影」這四個字有共同的期待，希望它能夠發揚光大、被世界看到，所以楊士琪常常質疑吳念真在寫的劇本：「那個需要做嗎？你為什麼不寫其他東西？」
「她很堅強、很熱情，可惜她的身體無法支撐這種瘋狂。」曾與楊士琪在聯合報共事、現為楊士琪紀念獎主委的胡幼鳳想到故友仍哽咽：「當我知道她因為半夜寫稿而氣喘病發，我很氣，有什麼稿子值得這樣做？」
隔年，楊德昌電影「青梅竹馬」上映，片頭寫「獻給楊士琪」，胡幼鳳懂了：「從來沒有一部電影是以電影記者為片頭紀念，她做的事是有意義的。」
被困住的創作自由
楊士琪跑電影的80年代，在美麗島事件之後，戒嚴令將解未解，社會隱隱湧動力量，而掩蓋這股力量的禁制力，不理解、甚至懼怕那即將脫韁而出的自由能量，所以當時的創作還受到極大的管控，任何不符合官方觀點的表演，所謂靡靡之音、暴露社會黑暗面、打擊軍民士氣，都會被禁絕。
新電影卻如小草般從石板下竄出新芽。PChome網路家庭董事長詹宏志也曾是電影人，他回憶，新電影運動始自中影內部，企畫部裡的年輕人小野跟吳念真，眼看電影環境惡劣，大部分電影從香港進口，台灣本土創作或觀照自己社會的電影，少之又少，所以他們亟思改變。
吳念真說，那時跟小野的共同想法是，「寫實是我們最渴望的」，義大利早有「單車失竊記」那種跟生活緊貼著的電影，他們希望台灣電影更接近生活，能從電影審查中找到出逃的縫隙，創造出新的東西。
小野認為，楊士琪出現在台灣新電影剛起的時間點，「光陰的故事」、「海灘的一天」、「小畢的故事」，票房好、題材好，但各方都還在觀望，可是執政的國民黨還秉持舊手段，不容許任何涉及社會事件、批評社會、顯露貧窮和弱勢，否則就祭出剪片或禁片。
而中央電影公司做為黨營機構，上層是文化工作會，在接受新聞局電影檢查之前即先檢查劇本，電影拍完後再審片。小野說，文工會的心態是：「我是老闆，我可以不准你拍。」因此在後來「削蘋果事件」引發軒然大波時，文工會始料未及。
削蘋果事件
楊士琪在9個月電影記者生涯中，最波瀾壯闊的事件，就是1983年電影「兒子的大玩偶」所引發的「削蘋果事件」。
這部三段式電影改編自黃春明三篇短篇小說，分別由侯孝賢導「兒子的大玩偶」、曾壯祥導「小琪的那頂帽子」、萬仁導「蘋果的滋味」。
編劇吳念真說，為讓國片的觀眾群放大，就必須把自稱知識分子的觀眾拉進戲院裡，最快速的做法就是找大家熟悉的文學作品改編。他記得中影首映後，作家陳映真對當時中影總經理明驥說：「國民黨終於做對一件事。」意思是，國民黨終於能勇於拍出社會真實面。
沒想到竟有黑函檢舉電影暴露了台灣的黑暗面。被指控的正是萬仁拍的「蘋果的滋味」，講述一名工人被美軍的車子撞傷住院，美軍負責醫護，並且送了當時台灣很稀罕的蘋果。黃春明以這些情節對照台灣的艱困跟美國的富庶，揭露出台灣小人物的不幸。
當時任企畫的小野說，在往文工會送企畫書時，他已經覺得此事不容易，果然編審回覆意見指「蘋果的滋味」有問題，最好換個故事，但小野打定主意不換，因為三個故事各有時代意義。
小野說：「這要看導演，如果導演直接碰可能會很尖銳，他也可以含蓄一點，偏偏萬仁剛從美國回來，充滿了西方思想，他認為就是要直接講貧窮，而且要拍到非常貧窮。」萬仁到現已被拆掉的新北市中和「四號公園」取景，那是與日本人墳場為鄰的最底層弱勢族群。
不意外，這片被指控「暴露台灣黑暗面、打擊民心士氣」，文工會下令修改18處。
在那場被小野稱為「批鬥大會」的審議會議中，當時中影總經理明驥努力促成黨國大老來看片，30出頭的吳念真觀察這些大老的微表情，直到文工會主委周應龍指著他說了一句令他震驚的話：「你們在我們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思想基礎上挖牆角。」
「我覺得毛骨悚然。我坐在靠門邊，砰地開門出去了，我受不了，你要把我fire都可以啦。我們只是單純地想拍一部電影，怎麼會被這樣講？」甩門出去後，見到在外緊張等消息的黃春明，吳念真流淚，後來有則新聞標題就是「吳念真的眼淚」。
小野分析，因為新電影的崛起動搖了原來的保守勢力，因為年輕導演喜歡找年輕團隊，如杜篤之、廖慶松、李屏賓，80年代都是助理，都在這一波被重用，也難怪保守勢力會反撲。他當時和吳念真都有個念頭是：「如果這關衝不過去，我們就離開中影，可是跨不過去就完了，所有改革就全部倒退。這不只是一個電影事件，而是一個政治事件。」
突破戒嚴的一篇報導
萬仁拿著審議結果的公文去找楊士琪。已經看過片且很欣賞這部電影的楊士琪找上吳念真：「這種事就要講出來，大家辛辛苦苦做了一件事情，為什麼不讓它被看見呢？」小野當晚也行動，打電話給黨外雜誌、給中國時報影劇版主編陳雨航。
楊士琪一一查證，有憑有據，在聯合報發了一則獨家新聞。這在今天沒什麼，但在戒嚴時期，思想控制嚴峻，文工會一通電話可以讓報紙換總編輯，這則批評國民黨伸手進電影界的稿子竟能見天日，詹宏志說：「除了楊士琪的努力，報社也要有這個勇氣。」
當時報界默契是，你家獨家我不跟，但在這件事上，中國時報不只跟進、還做大。陳雨航找來剛結束美洲中國時報的好友詹宏志，兩人擔心消息走漏會被「壓下來」，抱持著「可能工作到這一天」的悲壯心情，繞過中時所有記者，私下去採訪、打聽，比楊士琪晚一天出了一整版批判報導。
其中一篇匿名稿是吳念真寫的，他說：「我們只是覺得很委屈、很可惜。」幸好那時明驥承擔了一切，他說：「電影，我外行，你們才是專家，你們去做你們能做的，有責任我來扛。」讓自認「莽撞闖禍」的吳念真和小野有底氣去對抗。
小野在跟著張毅團隊到綠島拍「竹劍少年」的飛機上，看到聯合報楊士琪的報導，鬆了一口氣。他還透露，在綠島接到太太電話，說文工會送來一盒葡萄，他打電話問吳念真，吳家收到蘋果，送禮人都署名文工會主任周應龍。
兩大報接力報導，社會氣氛急轉直下，文工會迫於輿論收手。詹宏志說：「楊士琪當時挺身而出是因緣際會，得到上司的支持，中國時報也跑出兩個『臥底』，把這一群本來只想有電影可拍的工作者，一下子推到了帶有一點點革命色彩。」
胡幼鳳回憶，那一篇報導在戒嚴時期，根本是拿自己的前途、甚至生命在冒險，「大家說她很勇敢，可是勇敢的不是她一個人，是那一代的人都很想突破現況，但找不到突破口，是她丟了一顆石頭、她開了第一槍，她把思想的解嚴早於正式的解嚴。」
最後的結果，原本堅決不剪的萬仁順著台階下，不情願地修剪一、兩刀，拿掉貧窮社區畫面，換取免被禁映，最終這部投資7、800萬的電影，獲得3、4000萬票房，換算現今破億。此後，台灣電影脫離文工會的控管，開始說自己的故事。
新電影野火四起
楊士琪在那之後，還是會跑到小野辦公室質問：「怎麼最近都沒有再企畫什麼更激烈的電影？是不是怕了？」
小野無奈，「兒子的大玩偶」雖然過關，之後他卻再送不出任何社會議題的案子，中影換下明驥，眾多新導演鳥獸散，但楊德昌到了外面拍「青梅竹馬」、侯孝賢拍「風櫃來的人」、張毅拍「玉卿嫂」等等，新電影的火卻在民間燒起來。
所以某日，中影新總經理林登飛跟小野說：「我真的覺得侯孝賢、楊德昌應該回來。」
那批導演回來以後，作品更超越以前，侯孝賢就拍了「童年往事」、「戀戀風塵」，楊德昌就拍了「恐怖份子」、張毅拍「我這樣過了一生」及「我的愛」、「我兒漢生」，柯一正也拍了他想拍的「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
小野說：「（電檢）一直還在，只是大家在突圍而已，可是台灣就這樣慢慢開放，楊士琪的角色就是伴隨著這些導演，不但是記者，她也成為他們的朋友，是真正懂他們電影的人。」
楊士琪紀念獎
「她走的那一刻，大家太難過。」小野說，一群年輕電影工作想延續她的精神，於是在楊士琪逝世第二年，27位故舊，包括侯孝賢、楊德昌、朱天文、焦雄屏等人，決定辦個紀念獎，「紀念一個人，但其實是紀念1980年代的那件事。」
1986年第一屆頒給當年在「削蘋果事件」裡力挺到底的明驥，因為他完全符合這個獎在表彰的「逆境中創新」精神，是他讓新電影萌芽，創立電影技術人員訓練班，又讓小野、吳念真這些文化新血進入電影圈。明驥直到又30年後，才得到金馬獎跟台北電影節的最佳貢獻獎。
第二屆頒給大陸導演吳天明，他除了打破大陸過去的主旋律電影，講自己文化的故事，也在西安片廠廠長任內提攜陳凱歌、張藝謀等第五代導演。吳天明當時因天安門事件流亡美國，開著小小的錄影帶店，直到19年後的2007年才來台領獎，領獎時痛哭，感謝這個獎在他困頓時帶來的微光。
第三屆頒給林口阿榮片場的林添榮，因為他在國片黑暗期仍大手筆投資，引進最新器材，而且提供一些預算不高的導演使用。
但三屆之後，這群朋友想著，一來人選難覓，二來每年到楊士琪家打擾，也阻礙了她先生走出過往，所以停辦。直到胡幼鳳重新組織、奔走，2017年成為台北電影節楊士琪卓越貢獻獎，繼續表彰「逆境創新」的精神。
新版本的第一屆給已經偏離電影圈的詹宏志。他不只當年跟進「削蘋果事件」報導，後來做楊德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侯孝賢「悲情城市」的監製，幫兩大導演做國際整合行銷，用全世界的小眾文化來養這些藝術電影。
詹宏志則謙說，在他參與這幾位導演的工作時，他們的作品已經在各種影展得獎了，「是我意識到影展可以變成商業上的工具。他們過去在影展的表現跟賣片是分開的，我想把兩件事合在一起。」他說明，在影展時就展開賣片，把潛在的片商都請來看試片，若片子得獎或有好評，當場就可以下訂。
第二屆給陳國富。他在台灣電影逆境時，引進好萊塢資金拍了「雙瞳」，行銷全世界，又訓練出黃志明、戴立忍等，高規格提升台灣的製片水準；後來進大陸，也提升大陸製片水準，並且持續回饋台灣，資助台灣新一代導演。
第三屆給了陳俊志，除了他勇敢走出同志逆境，爭取權益外，也為紀錄片爭取補助權益，並且進入電影院。第四屆是由台北電影節選出放映師江泰暾。
今年，楊士琪紀念獎與台北電影節脫鉤，委員會評選出鍾孟宏導演。胡幼鳳說，鍾孟宏也是逆境創新，從第一部紀錄片到「陽光普照」，水準都很高、也都有新風格，即使都不賣座，他依然堅持理想，拍廣告賺電影預算，還幫新導演擔任攝影師、當監製組製作班底。如「大佛普拉斯」的導演黃信堯即獲得他的幫助。
典範在夙昔
詹宏志回憶，新電影的出現，來自很多人的犧牲與無償幫助，但不功利、不算計的朋友之情，正是那個時代的重要特徵，「包括楊士琪，她不是只來採集新聞，她是一個關心的人。」
詹宏志說，楊士琪挺身而出救了新電影的一個重要創作，這件事被所有參與過台灣新電影工作者共同懷念，「懷念的固然是她這個人，也是那個精神、還有那個事件所代表的意義，那是台灣電影創作的關鍵時刻。」
小野說，如今大家懷念楊士琪，「是懷念一個知己，這個知己很瞭解我、瞭解我的電影。」吳念真也懷念這個會和他吵架的朋友，吵架都是為了台灣電影好。
「大家這麼感念楊士琪，因為她是打破水缸的人，她是突破現狀的人，她使得大家看到可能性。」胡幼鳳指出：「這就是一個夢幻騎士的精神。」
「夢幻騎士（Man of La Mancha）」，一部楊士琪看了痛哭流涕的電影，說的是唐吉訶德的故事，有熱血、有傻勁，只為理想，一如楊士琪燃燒生命，只為台灣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