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與新中國
2012年，中國成為了舉世矚目的焦點－中國共產黨做為世界最大的一黨制政權，在此年舉行高層換屆，而這必將影響到全球的政治風向。在無數目光聚焦之下，新任領袖習近平站在了人們面前；就如傳統的政治戲碼一樣，這位領袖經「黨內選舉」和「不記名投票」成為國家元首；十八大會議宣布他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併兼任軍委主席。
外界對這位新晉領袖的信息很模糊，而中國人對他亦不甚了解。新當選的政治局常委在各國記者前亮相，最高領袖向媒體揮手致意，在按慣例宣講了共產黨對中國的積極意義後，習近平表示新的領導班子將承繼歷史，帶領民族前進。他總結道：「中國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而世界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國。」。
此時大家都在猜想，這個人將把中國帶往何處；許多人對習近平做了正面評價，認為他是一個平實的領導人。而民間亦對他寄予厚望；大家認為他是一個開明的君主，會帶領中國走向變革，甚至走向民主；在這一點上知識分子尤其抱有殷切的期望。
不過回想起來，胡錦濤上台的時候，民間的反應也是如此；如果再往前回溯，會發現每一任領導上台時中國人都會做一場春夢，夢到：明君降世，國之中興。然而不過幾年，這份熱情和期望便會破滅，人們又開始寄望於下一任明君。
這是個稀奇的現象，似乎中國人在基因中比基督徒更渴盼救世主；即便每個王朝最終都把民族帶向深淵，但這份火種不曾熄滅；因為儒家早就預表過中國會迎來君天下的時代，炎黃子孫將生活於一片王道樂土。
人們於是把希望放在了習近平身上，指望他給中國帶來煥然一新的氣象；做為國家的新舵手，他也頒布了全新的政治綱要，提出有別以往的思路；他認為中國屈居一隅，韜光養晦，已失去了民族的鋒芒。所以他要讓國家重新騰飛，博取更顯耀的國際地位。他把這種構想稱之為「中國夢」，並且和前任領袖一樣，他提出要深化改革，消除貧困，讓全民進入「小康社會」。
但往往人的見解越成熟，在政治上的幻想就越少；清醒的人不會指望獨裁領袖行善，只會指望他不搞破壞。當人們還在幻想「中國夢」帶領民族闊步前行時，新的領航人已然朝反方向轉了舵。—當年薄熙來在重慶唱紅，大概誰都不會想到將來有一個人比他走得更遠。習近平開始宣揚基於紅色意識形態的國家主義，強調思想作風建設，並提出要整頓社會風氣。
這讓全國上下的氣氛變得陰冷起來，政府開始檢視人們的言行，並禁止對敏感話題的討論；媒體的聲調逐漸改變，而許多網站也被清查。中國人曾經的精神樂園—社交媒體，開始大批進駐網絡警察和輿論引導員。中國的輿論空間被畫出許多禁區，人們不得不在很多地方收回腳步，但卻發現立足之地已變得異常狹窄。
與此同時，中國的監控數量呈幾何數上漲，從城市到鄉村都布滿了政府的眼線。城市開始運行一種「網格化管理」的社區制度；同時民間的聚眾，討薪和上訪等行為受到嚴密管控；而司法上也越來越多地出現因言論導致的「尋釁滋事」和「顛覆國家政權」等罪，甚至有人提出，「妄議中央」也可以成為一項罪名。
整個中國出現了遠超薄熙來時代的不安情緒，因為習近平所帶來的氣氛有些反常；如果說薄是一個拿著話筒的紅色吹鼓手，那麼習就是拿著戒尺而來。人們從未感到紅色專制的復辟如此接近，而此時媒體的論調也越發鮮明，那就是：新中國正走在習近平所領導的前進道路上。
領袖的個人畫像
外界一直都不怎麼看得清習近平，因為他是個風格不明朗的人，而且所言所行常常背離。人們可以從他身上觀察到很多特質，但都不足以定義他；同時他示之以人的，是一副超然的人格畫像。這種超然帶有政治上的理想主義，並帶有某種偶像光輝；習近平打算站在一個比傳統更高的立足點，以產生對世界的影響力。
他上台後的一個主要行動是打擊貪腐，兩年時間內，他打掉了數百位貪官，收繳了百億贓款。媒體宣稱他一改中國靡敗的政治風氣，而這也積累了他的政治資本；同時，這位領袖也不忘塑造一個親切，可敬，及威嚴的政治形象；他頻頻視察軍區，發表戰略部署和指示，讓軍隊提高思想覺悟和警惕；而在人民那一邊，則展現了慈父一般的胸懷；媒體屢屢拍到他與民眾握手及抱起孩子的畫面，就像曾經的獨裁領袖史達林和海珊所做的那樣。
其實按共產黨領袖的傳統標準來說，這已經算足夠的交代；但習近平的期望顯然不止於此，他要讓自己和過往的領袖判然分明，而不是做一個循規蹈矩的繼任者。他打算用更進取的方式去宣傳自己。
在這種意願下，習近平展開了一番頗具規模的形象計畫，他把自己塑造為一個性格積極和富有技術性的領導人。他向媒體宣稱自己喜歡各類運動，諸如登山，網球，排球，武術，乃至冰雪項目；在訪美期間，歐巴馬與他談及運動的話題，習立即表示自己喜歡游泳，且每天都會游一千公尺。
當然在習近平釋放這種信號的同時，國內也在進行對應的宣傳；媒體羅列出習近平的個人事蹟來證明他的確熱衷於運動；包括他年輕時被下放到農村，並在７年知青歲月中激勵而奮勇地前進。
這些報導獲得了領袖的青睞，讓習近平顯得意氣風發。而為博得領袖的歡心，人們想出了更多方式去取悅他。有喉舌為突出他親切的形象，給他起了個暱稱為「習大大」；當他在一家包子店用餐後，立刻有人寫了一首《包子舖》來讚美其親民作風。
這些人都得到了相應的讚賞，而其他人也唯恐落於下風。習近平在2016年視察《新華社》後，該社編輯立刻寫了一首詩：〈總書記，您的背影我的目光〉，以表達對領袖的深情繾綣；而一位學者仿照中國著名的訓蒙作品《弟子規》，創作了一篇〈習子規〉，以讚頌習的深思見解；同時中國最權威的姓氏名譜《百家姓》，被民間作者改為以「習」為首的《新百家姓》；俄羅斯歌謠〈要嫁就嫁普京這樣的人〉，被改編為〈要嫁就嫁習大大這樣的人〉及姊妹篇〈做人就做習大大這樣的人〉，甚至還有兒童版的〈我家有個習大大〉。
實際上每次中國領袖上台，都必然引發文藝界的投機熱潮。但習近平一開始就把宣傳上限設得太高，以至於吹捧的調門越來越刺耳—有人將習近平比作新的紅色領袖，編寫了歌曲〈跟著你就是跟著那太陽〉；而一些人大膽寄調紅歌，寫出以〈東方紅〉為底本的〈東方又紅〉，及〈習總書記的恩情永不忘〉等。
但在毛澤東之後，為領導人編紅歌被視為禁忌；而習近平此時已被推舉到與毛並列的地位。不過政府對此採取了默許的態度，因為他們發現領袖並不反感，甚至還顯得比較受用。而這也讓宣傳出現了脫韁之勢，這股潮流開始從國內向國外溢出；並且在其中打頭陣的人，正是習近平自己。
在上台的最初幾年，習近平曾不只一次在媒體上放話說「我最大的愛好就是讀書」，並且號召大家「愛讀書、讀好書、善讀書」。這番話被媒體們會意，它們開始宣傳習近平與書籍的淵源，還羅列了幾份「領袖書單」。而「網民」們也應景地感嘆道「主席的博學讓人欽佩」、「領袖的勤奮讓人自愧不如」……。
這段時期的主流媒體，幾乎都在頌揚習近平的讀書故事。但中國有句老話「飯不宜飽，話不宜多」。在一件事上見好就收，往往還能留一絲餘韻。然而媒體的吹噓卻助長了習近平的膽量，讓他走上了一條覆水難收的路。或許他看到此舉成效顯著，便忍不住把這個話題擴展到了外交場合；2014年初，習近平出席俄國冬奧會時向採訪者說「讀書已成了我的一種生活方式」，並列舉了自己所讀過的俄羅斯作家，有戈里，萊蒙托夫，普希金，克雷諾夫，奧斯特洛夫斯基等，並表示書中的許多精彩章節仍記得清楚。
而在同年3月，習近平參加中法建交50年大會，他拿出一張詭異的稿件，面對鏡頭開始逐條念出他所讀過的法國名著，以及他讚賞的法國藝術。這和俄羅斯的場景如出一轍，只是名單換了法國人，有蒙田，拉封丹，司湯達，到福婁拜，大仲馬，乃至於凡爾納等；而藝術領域則包括莫內，塞尚和羅丹等。
這場演講的氣氛有些異樣，顯然法國人對此感到不解；不過習近平此番演講的效應還沒有擴散，而這也讓他一鼓作氣；在2015的英國國事訪問中，他在參加倫敦晚宴時習慣性地拿出稿件，如法炮製地開始念書單；這次的講稿較長，整個講話也幾度間歇。他從古希臘名人念到了近代藝術家，當然也特別突出了英國。
此刻的習近平已如脫韁之馬，只待拿下全世界的書名。在同年對美國的訪問中，他也沒有放過美國人，在演講中將具有影響力的文人及著作一網打盡。在這幾場跨國訪問中，習近平硬生生地將演講變為了報幕，他的稿件很長，念完一張撤走一張，而且要逐字逐句看清內容後才抬頭發言。而且他的書單過於冗雜，從文史哲到經濟政治，從先秦諸子到西方藝術，幾乎像一部世界名著彙編。
然而習近平可能沒有注意到，當他幾次三番的念稿之後，氣氛開始變得微妙；外國聽眾對一個獨裁領袖販賣他們的文化感到錯愕；而中國人則份外尷尬，很多國人為這一幕感到臉紅，因為習近平此刻代表的是中國。這幾份國際書單開始在世界網絡中擴散，習大大藉此闖出了名頭；但同時也有人察覺到了災難，其中就包括習近平的幕僚們。
論謀臣
對獨裁領袖來說，臣子們通常會為他描摹一幅理想的個人畫像，為的是不觸犯其尊嚴；正好似朱元璋的宮廷畫師們從不畫他本來的面目一樣。但獨裁者又不能盡信臣子們的阿諛，否則會障蔽判斷；就像習近平的幕僚團隊那樣，彷彿集體陷入了魔怔，以至於鬼使神差地相信念書單這種小聰明可以創造個人魅力；而最奇怪的是，習近平也鬼使神差地照做了；並且《人民日報》還一本正經地把這些稿件做成了「習大大的書單」。
可以說這是近代政壇上最荒誕的一場鬧劇，一國領袖即便再無知也不至於如此失格；這的確有習近平幕僚的責任，他們缺乏常識，不做考察，沒有考慮到習近平早年不可能看到這些書；但核心的問題還在於習近平自己失察，沒有考慮到正常人不會動輒念書單。這幾番讀書演講恰恰暴露了他的匱乏，讓他遭到十足的嘲諷。如果說習近平的幕僚是個出餿主意的團隊，那麼他自己則表現出無知無畏的態度；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們明白得太晚，當反應過來時已難以挽回這一出敗筆。
並且這番舉動還有一個附帶影響，就是讓習近平自斷了退路；因為不刻意提到讀書，很多人還無法掂量他的深淺；但要扮演專家，就沒法在學問上留有餘地。而習近平又常常讀別字，這就更加深了人們的疑惑。人們發現他時常口誤，例如把「頤指氣使」和「金科玉律」這類俗語念錯；不過這還算無傷大雅的口誤，而當他把「精湛」念作「精甚」，「贍養」念做「瞻仰」，且在發言中被鏡頭拍到「巋然不動」這個詞竟然有注音時，人們就看出他識字不多，而且根本不知道自己念的是什麼。
其實歷史沒有規定國家領袖必須博覽群書，只是獨裁者往往熱衷於造神；尤其是中國的領袖不乏文人，這更讓習近平生出了攀比之心。但他可能沒注意到，讀書人不會賣弄自己；例如毛澤東就遍讀經史，但他從未標榜自己讀過多少書；再比如江澤民涉獵過西方文化，他曾在接見法國總統時讚揚法國文化底蘊深厚，有名人如巴爾扎克等；就如此簡單一句話，點到即止，顯得落落大方。
這種文人風度很讓習近平羨慕，因為這是他的痛點。很多人都知道他讀書不多，如毛澤東的秘書李銳曾說：「沒想到他（習近平）文化程度那麼低」。這種評判會讓習近平感覺難堪，讓他無法與那些風雅的領袖們並列；因此他顯得很急切，並在對外公布的履歷上註明自己是博士；但這種強調讓他顯得自卑而短淺，因為每個人的環境和時代背景不同。拿前任領袖們來說，毛澤東生於民國後期，處於一個文化氣息濃厚的氛圍；鄧小平早年在歐洲留學，同時做資本主義的功課；而江澤民則接受過正規的大學教育。
但習近平卻在忽視背景的情況下，草率地冒充文人。這反映出他的整個團隊都很魯莽，他們只考慮修補主子的短板，以至於創造了一種脫離現實的形象。他們本想為習近平搞一齣「詩書負笈」的戲碼，卻不料透露了領袖「文表而枲里」，讓他成為了世界的笑柄。
究其根本，其實是習近平本身缺憾太多，因此產生了對個人魅力的執迷；這導致他的團隊眉毛鬍子一把抓，希望各方面都能佔一頭。比如在讀書之餘，他們還打造習近平愛運動的形象，讓他在鏡頭前呼籲全民健身；對歐巴馬說每天游一千米估計也是幕僚們的主意，因為游泳往往可以彰顯膂力和積極性，就像毛澤東遊長江曾被傳頌一樣。
但習近平的團隊瞻前不顧後，他們把習塑造得博覽群書，卻沒有考慮到他不怎麼識字；把他打造為一個運動健將，卻沒有聯想他大腹便便的身型—打造形象多少需要外部特徵的對應，例如普京要做硬漢，他就會騎上摩托車和拿上獵槍；薄熙來提倡運動，好歹會給重慶修登山步道；而胡錦濤出國訪問，也能和日本國手福原愛打一局乒乓球。
反觀習近平的謀臣們，一味地罔顧現實，他們的宣傳毫無鋪墊，也不考慮是否存在抵觸。在習近平登基後，政府按照慣例製作了一張領袖半身像。但這張像和習近平本人差異甚大，照片的美化讓他成為歷代領導人中最脫離現實的一個。
觀察這些人設策略，其實可以看出習近平的團隊中有人留過學，喜好從國際視角來創造亮點。《人民日報》曾經在外網發布了一個短視頻〈Who is Xi Dada？〉，在其中借洋人之口去宣傳習近平，在對外國青年的採訪中，大家都表示習近平「富有才幹」，其中的女青年還認為他頗具男性吸引力。
這個視頻是習近平訪美前發布的，和念書單有異曲同工之效。這些受訪者的奉承被外界強烈質疑，人們聲稱在其中嗅到了朝鮮的宣傳氣味。同時，為推行習近平的一帶一路，媒體製作了一首童謠〈The Belt and Road is how〉，並聘用外國兒童進行演唱。但這首歌在網上遭遇惡評，許多國家的網友留言指責，其中有人說「這是讓小孩對基建感興趣？」或者說「顯而易見，一帶一路始於童工。」。
上述這些宣傳，顯示出一種洋墨水的成分，但這個墨水顯然經過了封建色彩的過濾。習近平的團隊希望在國際輿論中做出嘗試，但他們沒能把握國際文化的脈搏；人們認為這些宣傳十分低俗，並對兒童做為政治工具感到反感；有人就此製作了一首反諷歌曲〈This is China Xi〉，同樣以童謠的方式，揭露習近平在國家治理中的陰暗面。
皇帝和魅力型領袖
習近平的宣傳不但在國際上遭遇了挫折，在國內也同樣走得步履維艱；這源於他對政治形象存在過於迫切的需求；因為他在上台前是一個能見度不高的官員，整個政治履歷平平，並無值得誇耀的政績。他在一個複雜的政治環境下被選為中國領袖，而這種環境並不能給他以安全感。
這樣的資歷讓他難以得到各階層的認可，而他指望在上台後去彌補這一切；他明白人們對國家領袖的要求不同於一個地方官，因此不能繼續保持平庸；他至少要有比肩前任領袖的政績，才能證明他有資格執掌中國的權力。
雖然習近平在上台的兩年內就打掉了大部分敵對勢力，讓權力前所未有地集中，但他一直陷於一種深刻的不安和自我缺失中；這種情緒在他登基的第三年，中國舉辦抗戰70周年大閱兵時表現得尤其突出；這是習近平第一次閱兵，按慣例來說，正是展示領袖權威的重要場合。他坐上觀禮車，巡視三軍；但在整個過程中，習卻沒有展現出掌權者的從容，反而顯得神情僵硬，意氣消沉，似乎籠罩在一片焦慮中。
這是一種深層不自信的表現，是個人權威尚未穩固的狀態；這在過往的領袖身上很少見，況且習近平年富力強，不過60出頭；而回顧1984年的閱兵式，鄧小平已80高齡，卻依然顯得精神矍鑠，躊躇滿志。
人們逐漸在習近平身上看出某種欠缺，大家很難說到底欠缺什麼，因為他似乎擁有一切；但這種欠缺卻十分致命，因為這是一種領袖人物的天賦和素質，這項天賦對掌權者來說十分重要，甚至比軍權更重要，這就是領袖魅力。
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把領袖魅力定義為「人格的某種特質，使某人顯得與凡人不同，且被看作擁有超自然，超人或至少非凡能力或特性的人。凡人無法獲得它們，而它們會被視為擁有神聖的源頭，而擁有他們的人因此便被認定為領袖……」魅力型權威則是建基於領袖「超凡的個人特質、神奇的洞見或成就，並吸引跟隨者盡忠和服從之權力。」澳洲心理學家倫·奧克斯對此做了一層註解，他說：「魅力型領袖精力旺盛，加上內心澄明，不會被常人的焦慮和內疚所困。」。
從歷史上來看，這樣的領袖通常是舊權威的挑戰者，他們會與傳統的權力嬗遞發生衝突；但正是這種挑戰者的意志，能創造一種內在信念，讓他建立屬於自己的權威。而這種超凡特質會被普羅大眾視為神授的印記，讓人民萌生追隨的意願。
所以天賦魅力會為領袖帶來君權神授的意味，即便是唯物主義者和民主世界，也會為這種魅力著迷；而對領導者來說，這項特質能造就他的「自我本位性」，這種「自我本位」便是獨立人格的錨點，它是個體的自我印證，標示著他在芸芸眾生中的獨一和稀缺。
歷史中的偉大人物必然是魅力型領袖，而政治開創者也往往是魅力型領袖；政治家們通常都渴望這種魅力，因為它能賦予法律之外的合法性和號召力；然而這種天賦卻無法世襲，即便這個繼任者是一個皇帝。因為皇權無法賦予個人傑出的品質和讓人傾倒的風采；皇帝可以居高臨下，但魅力型領袖卻是一位學習者，友人，和導師；他們富有學識，並能傳遞深邃的思想—而這正是習近平所無法跨越的鴻溝，他和魅力型領袖的任何一條特質都無法匹配。曾有記者採訪他在梁家河當知青時的鄰居，他評價習為「一個不愛交流，也不愛說笑的人」。記者在香港採訪了一位習近平當地方官時與他接觸過的人，他評價習道：「很乏味，沒人會記得他」。
習近平的團隊在他登基後試圖補救這一切，他們搜羅了一切魅力特質往習身上堆砌，並試圖通過宣傳強加於全世界。而且為了符合魅力型領袖的思想家特質，他們還亟需為習近平打造一個思想體系。
然而中國的政治路線基本已被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所涵蓋，自江澤民的三個代表開始，價值體系已經淪為一種概念拼湊，顯然中國領袖的思想魅力在褪色。但習近平心有不甘，他不願像江澤民和胡錦濤那樣成為一個過渡型領袖，這讓他強烈地想要表現一種思想見地。
習的幕僚殫精竭慮，終於為他想出了一個頗有氣局的概念：「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口號旨在把習近平塑造為一個曠世英主，具有民族救星的地位。它顯示出習近平強烈的好勝心，但卻傲慢地把前任領袖們排擠到次要地位。因為它表示中國此前都處於蟄伏和衰微的狀態，才需要某個偉人來一改頹勢。
而反過來，這個口號也沒有給習以自信；他仍然在前任們身上尋找可資借鑑之處，以至於身上時常出現其他領導人的痕跡。他在對內政策上仿效薄熙來的唱紅打黑，在樹立權威上仿效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在外交上仿效江澤民的文化氣質；但他並沒有內化這些特質，因此顯得格格不入。
習近平始終不明白，領袖素質是一種靈魂上的深度，是歷史進程刻畫在政治人物內心的烙印；它是個人的閱歷，素養，以及後天磨礪所促成的自我本位的覺醒；無論做為一個宗教家，獨裁者，還是民主鬥士，必定要樹立這種自我信念的篤定，才能將自己的意志貫徹至終。因為本固才能葉茂，唯有發自於內的認知才具有生命力。這就是為什麼習近平一念書單就讓人看出是在做假，因為他絲毫沒有散發出內在的真實。
雖然習近平上台後取消了任期，以讓自己具備長期執政的條件；但其實任期制並不是問題，問題是他不具備服眾的特質。他創造了很多概念，但一直沒能找到一個可依附的內核；他時常說出自我標榜的話，但具有濃烈的假大空色彩。在歷任領導人中，他是言辭最空洞的一個。在2016年的二十國集團峰會上，習近平說要給世界經濟和全球治理指明方向，這種言論就毫無意義。他傳達給世界的印象和他本人大相逕庭，但他卻相信這些手段能賦予自己魅力，以致於不可自拔地投入到一種自我編織的幻想中。
負重前行之路
縱觀習近平執政10年，會發現他性格比較強勢，在政策上也比較激進。但從人格上來說，他卻是一個被動者。從頭至尾，他都很少坦然地自我表達，而更像被人推動一般，顯得亦步亦趨；並且在幕僚們粗暴的推波助瀾下，還一路走得跌跌撞撞。這些因素都在積累他的不自信，也讓他表現得越發拘謹－在2021年7月的世界政黨峰會上，習近平按照慣例讀稿，但在近尾聲時，卻重複念了之前的稿件；有人從旁將後續稿件遞過來，習近平渾渾噩噩地問了句：「我這說完了嗎？」－這顯示出他的精神狀態很不穩定，且注意力不足。
此外在俄羅斯的聖彼得堡經濟論壇上，採訪女記者向習近平問及中美貿易戰，說川普是個精明的談判者，中國打算如何應對？他思索一陣後，翻看了一下手上的冊子回道：「我看看我準備的這個本本上有沒有這個內容」（本本大概是幕僚為其準備的發言稿）。
這是一個很尷尬的場面，人們發現習近平離開稿件就異常困窘，他無法自如地回應預設範圍之外的問題。而面對這一幕，國內的喉舌只能沒話找話，辯解說是習主席在刻意展現幽默；但實際上任何人都能看出這是一個困頓的局面，習近平的反應讓人聯想到毛所批評的本本主義，讓人感到他十分教條化。在這上面人們不免聯想到鄧或江這些領袖，他們在外事場合中矯健的談鋒和此刻的習近平形成了鮮明對比。而此時在台下隨行的王毅和楊潔篪都一臉茫然，兩人既感到關切又感到失落；他們可能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最後卻產生了一種無力感。
為避免更多的挫折，習近平只能盡少地表現自己，他的工作和生活都被刻意地低調處理。這自然能讓他少出岔子，但另一方面也讓他的政治形象越發蒼白。人們看出習近平在治國上缺乏建設性，而這種負面印象不可避免地會延伸到政權本身。習近平對此感到緊張，因為這意味著他的執政基礎在削弱，會讓他遭受更多的質疑。
這刺激到了習近平對權力的執念，為穩固權威，他讓幕僚們為其編寫了《習近平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並在19大時將其寫入黨章，又在次年的13屆全國人大會議上將其寫入憲法；與此同時，全國把習思想納入學校的教育課本，同時也將其開發成移動應用，以讓公務員們定期學習。
這些舉措是為了讓習近平的聲音對國家進行全方位覆蓋，並在一種強迫的意味下表明他的執政合理性。同時為了穩住局勢，他大力營造宣傳氣氛，讓媒體和喉舌去粉飾自己；多年前人們曾因薄熙來濫用網評員而批評他，但沒有料到習近平對此的狂熱尤有過之，他讓輿論引導制度蔚然成風；無論學校，機關，公司，還是社區，都遍布著輿論維穩員，以維護領袖的偉岸形象；政府打算把讚美領袖作為政綱，要求全民都具有政治自覺性。
然而這種輿論濫用正體現了習近平內在的匱乏，暴露出他執政力不足的困境；他擴大宣傳是擔憂自己的形象在對比其他領導人時落於下風，尤其是那些能力傑出的近代領袖，如江澤民和薄熙來等；他一度羨慕他們舉止從容，能言善道，可以在國際社會中如魚得水；江澤民曾在華爾街敲鐘，也曾在哈佛演講；薄熙來不是總書記，卻得到了各國領袖的讚譽。他們身上總有發掘不盡的素材，而習近平卻不得不藉助於媒體和網評員的鼓噪，去製造一種成就卓著的幻象。
習近平當政這十年，是網絡水軍最洶湧的時期。因為他執政的缺漏太多，只能依靠這種偏方來彌補。但輿論煽動終究是無本之木，沒有任何政治家能依靠它維持地位永固。同時偽裝民意顯得過於猥瑣和下作，網評員無論在國際還是國內都臭名昭著，其引導輿論的邊際效益也在遞減。而且當一群烏合之眾獻媚表功的時候，往往不知節制；例如有人嘗試編輯「習主席語錄」這種新一代紅寶書，也有人把習近平的畫像和毛澤東並列，就像華國鋒當年的待遇。此外在「大國崛起」的論調下，喉舌們掀起了「厲害了我的國」宣傳活動，以誇耀習近平帶領中國步入強國之列。還有大學研究員發表了〈中國國力全面超美〉的文章，並羅織數據來證明這個論點。
這類文章在國內引發了批評，人們認為這會帶動新一輪的浮誇風，即便是官媒也不得不叫停這種做法。顯然習近平身邊有人發現，這種風氣夾雜著捧殺的風險；有人在暗中使力，試圖把習推向一個極端；而「低級紅高級黑」這個詞也在此時被提出來，官方指責各種誇誕吹捧看似幫忙卻實則拆台。在習近平上台這些年，整個外宣就處於這種摸爬滾打和左右衝突中。而習近平自己也有所警覺，他在一篇講話中說「不良文風蔓延開來，不僅損害講話者、為文者自身形象，也降低黨的威信……。」。
這是個矛盾的現象，因為習近平的團隊就是過度宣傳的始作俑者，而他們又要對此進行降溫。作為一個領導人，習不會不明白過火的吹捧是危險的，但他對個人崇拜的熱衷造就了這個投機市場；他有時候也很難判斷哪些宣傳是合宜的，因為他拿不準這些人是否真心在幫他－在人大會議中時常出現一些情緒激昂，飽含淚光的人大代表，對著鏡頭感嘆習近平的偉大，並希望他執政終身。這些矯揉造作的奉承一方面讓他感到不安，一方面又讓他感到寬慰。習近平雖然要杜絕不良文風，但又需要它們來召喚忠誠。
因此各路媒體挖空心思地往他身上貼金，試圖為領袖打造一座偶像金身。但習近平的個人特質太薄弱，以至於這些金箔一貼上去就剝落下來。各種讚譽在他身上總像雁過無痕，無法駐留。而這也是中國媒體的困境，他們在習近平身上感到很吃力，比任何一個領導人都吃力；他的形象早已千瘡百孔，即便最會搬弄辭藻的人也感到力有不逮。但凡他身上能流露一星半點的閃光，媒體都像如獲至寶，立刻集體躁動。
不過大家都明白，這些用宣傳所揮舞出的流光溢彩總會消散，剩下的將是顯而易見的簡陋和破敗。而習近平的壓力比媒體們也不遑多讓，他用空前的力量來做政治宣傳，但始終無法獲得牢固的擁護；他的執政就像逆水行舟，需要馬不停蹄地造勢，一旦在炒作上有所鬆懈，形象就會迅速褪色。雙方就在這種情形下勉力加持，但無奈朽木難支，付出再多努力也還是看到對方一點點垮下去。
大國內政一：重塑權威
習近平原本希望以擴大宣傳的方式，來激發人們對他的好感；但他又欠缺自我支撐的優勢，因此難以留住人們的擁護。這導致人們對習的態度很矛盾，大家一方面感到他的表現差強人意，是個不合格的領袖；但一方面又看到他手握重兵，因此不得不在表面上虛與委蛇。
而這也讓習近平政治思路經歷了一場轉變，在一開始，他並沒有打算把個人崇拜搞得太隆重；他雖然宣揚紅色思想，但和薄熙來的唱紅是基於同樣理由，就是處理改革開放所帶來的民主自由化後遺症；這是共產黨的集體決策，而並非他們的個人意見。反而習近平在登台之初就試圖展現一個先進的形象，希望以此招來大眾自發的擁戴；不過這種嘗試遭遇了挫敗，他發現越是搞政治秀，自己的弱點暴露越多，而這也為他招致了批評和嘲諷。
這讓習近平萌生了一種逆反情緒，他認為人民在改革開放下被過於縱容，以至於失去了對領袖的尊重－他放棄了打造國際形象的努力，而開始強化內政。他把自己的困境上升到整個政黨的層面，認為勢必要箝制人們的言論和禁錮他們的思想，否則他們就會對政權生出異心。
這個局面實際已經越過了政黨內部所認可的界限，高層打算遏制右傾和民主意識，但並不意味著要走向個人崇拜。但習近平卻藉此加強個人集權，並在執政作風上轉為偏激。他相信一切改革都可以退轉，自由思想也可以被抹殺，比如伊朗和柬埔寨就是成功的案例－這兩個國家都曾經歷過民主改革，也獲得了短暫的社會解放，但經過獨裁者們的努力，最終還是把國家拉回了專制。
這種由民主向專制的逆轉型，給了習近平啟發；他要一改中國人思想上的放任局面，讓他們重新學會敬畏。他修改了黨史，把包括文革在內的一系列錯誤，都重新定義為一種探索。他要人們把不良認知剔除，並將共產黨定義為毫無瑕疵的政黨。他在黨史學習大會上強調說：「一些錯誤傾向要引起警惕，有的誇大黨史上的失誤和曲折，肆意抹黑歪曲黨的歷史，攻擊黨的領導。」
而為了為重塑專政的權威；習近平的政策也顯得越發凌厲，並在宣傳上有意無意地製造恐嚇氣氛；他時不時地頒布一兩條嚴苛的法令，以此來給社會做壓力測試；如果民眾反應強烈，就把法案稍做調整；如果沒有抵抗，就不妨加重力道。
在中南海的一條條政令下，大家看到違背主流意識的媒體在網絡中消失，網信辦封禁了「影響青年人意識形態」的APP，並發布了《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要求演算法推薦的互聯網內容符合主流價值。此外文旅部加強了娛樂場所的管理，規定KTV傳唱的歌曲不得存在危害國家統一等九項內容。
習近平就是以這種溫吞而隱晦的方式，給社會管控層層加碼，並收緊人民的權利。在他看來，只要實施政治高壓，人們挺直的脊樑自然會彎下去；就像塔利班可以重新掌管阿富汗，伊朗可以從代議制退回到政教一體，緬甸軍政府可以推翻翁山蘇姬的民主改革一樣。
同時，為了讓領袖的意志絕對化，習近平打算徹底凈化中國；他認為國家要堅決清除那些影響政權的外道勢力。在這些勢力中，習尤其憎惡宗教；他認為社會主義容忍宗教是一種妥協，是政治路線的錯誤；宗教宣揚精神救贖，讓人們不向世俗權力臣服，這本身就與一黨制權威相對立。
早在胡錦濤時期，中國就形成了打壓宗教的風氣；而到了習近平這裡，更是認為下手宜重不宜輕；自2014年開始，政府以「三改一拆」的名義開始拆除各地的基督教堂和十字架；這場活動自浙江福建開始，逐漸推進到北方和內陸。僅浙江兩年間就拆除了上千個十字架，而安徽半年間拆除了九百個十字架。並且為了防範宗教活動回潮，政府將大部分宗教集會定義為非法活動，並在教堂內安裝了監控。
拆除宗教標誌被上升為國策，除基督教外，習近平也掀起了新一輪的滅佛運動和去伊斯蘭運動－山西仙堂山的世界最大坐佛像，河北皇安寺60米的觀音像，遼寧莊河市的千佛洞佛像等，都在習近平任內以各種理由炸毀或拆除。在雲南巍山縣，政府對伊斯蘭教展開了系統性打擊，官方以非法宗教場所為由，派出警察去突襲清真寺；而其實這些清真寺早已有所警覺，他們在此前給寺廟掛上了國旗，只是這未能成為宗教的保命符。
此外，政府同步地在文化領域內去除宗教痕跡；一些小學開始排查和清除有關「宗教，反動和境外」書籍，這個政策很快蔓延到中學，大學，甚至圖書館；管理員按名排查，以至於荒誕到尼采的《敵基督者》和舍爾巴茨基的《佛教邏輯》這類非宗教著作也被下架。
在習近平的去宗教化大業中，基督教遭患尤重，但他發現打壓教會反而激勵了信徒的熱忱；在一些被拆除的教堂前，信徒們屢屢聚集在廢墟上向十字架祈禱。這種執著讓中國這個無信仰社會感到難以理解，也更加讓習近平認為宗教是政權的威脅；他對此表態說：「堅決抵禦境外利用宗教進行滲透」，並且「中國的宗教必須中國化。」。
習近平下定決心，要扭轉業已執行了60年的宗教統戰策略，從這片大地革除神權的影響；同時，他還要建立一個文化上統一的中國，在打擊宗教之餘，他也開始對少數民族進行同化，尤其是那些具有本土宗教的民族。習近平認為這些民族的獨立信仰在滋養一種內生性的抵抗，因而分化了中央的權威。他改變了以往的懷柔政策，責令少數民族學校用漢語教學，並在各個方面取締其文化特權。這些政策尤其針對西藏，內蒙和新疆這些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地區。
大國內政二：君威與法制
當年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人們曾詬病他對法制的漠視。但在今日，人們肯定會對他表示寬容。因為相較於習近平，他的手段早已相形見絀。
其實無論是信仰自由，還是少數民族的文化權利，都被列入憲法保護。但這些明文對習近平毫不構成約束，他在踐踏法治方面，幾乎可以說任由一己之欲。
正如拆除宗教建築可以採用一些任性的理由，對信徒的打壓也可以採用地痞流氓般的手段；習近平旨在用領導批示，行政命令，和軍警鎮壓來取代法制。這不僅針對宗教人士，亦針對普通人；政府對一切群體都採取著高壓的姿態，例如在習近平任期內發生的深圳工人維權事件，和婦女反對歧視的抗議等，都被政府以雷霆手段鎮壓和抓捕。
但習近平發現，無論宗教拒拆還是民間抗議，後面總有一群支援他們的力量，就是中國的維權律師；這些律師通過法律途徑為大眾爭取權利，並指責政府的非法作為－這再次觸碰了習近平的權威，認為法制給了人們過多的話語權，尤其是給了律師對抗政府的資本。若說薄熙來當年對抓捕律師的質問還需要閃爍其詞，那麼習近平則顯得目空一切－既然維權是法制系統和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屏障，他就要親手去拆除它。
2015年7月，政府發動了著名的「709維權律師大抓捕」，當局在23個省份系統行動，對上百位律師，維權人士和公民記者進行了傳喚逮捕。這次事件中一些律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入罪，一些人被失蹤。政府在媒體上宣稱律師是社會事件的幕後推手，和訪民與犯罪團夥相勾連，炒作敏感事件，擾亂社會秩序。
而且最重要的是，習近平發現很多人權律師同時也是基督徒，這足見宗教會在無形中傳達普世價值；而當這些普世價值喚起大眾的良知和正義時，就會引發人們對專制的抵觸。
習近平很忌憚這一點，他把抓捕異議人士定為了國策。而且他有一個根本的看法，就是中國的人權抗爭實際來自於於西方的自由思想，這種思想正是資本主義刻意給中共製造的威脅。早在抓捕律師前，西方就點燃過其中一個導火線，就是在2013年，《彭博社》一年間數次報導包括習近平在內的中國高官的海外財產，並列舉了詳細數據和資料來源。
這個消息讓政府異常緊張，並立刻用防火牆進行了屏蔽；這種言論自由的風氣讓習近平很惱怒，因為他們總在揭露各個國家的政治暗箱，尤其是揭露中國的官僚財富和少數民族問題；並且在習近平抓捕了律師和維權者之後，也是這些新聞媒體在國際上進行救助和聲援。
這種人權監督和自由價值的傳遞，顯然在策反群眾，給政府製造階級敵人；習近平認為形勢已發展到需要從源頭上切割的地步；在之前《彭博社》發布報導後，政府就拒發了該社和《紐約時報》等記者的簽證；而恰好美國認定五家中國官媒為「外國使團」，並非自由媒體；習近平也立刻回擊，吊銷了外媒的記者證，並同時驅逐了美國三大報業的記者。
而一旦趕走外國媒體，政府打擊維權的行為就會更少受到關注，讓習近平可以肆無忌憚；據「保護記者委員會」的調查，中國2020年連續成為世界關押記者最多的國家，僅在這一年就抓捕了117名記者，尤其是疫情期間前往武漢的記者。
在打擊人權上，習製造了創舉，他抓捕維權人士的數字超越了江胡兩屆領袖之和。他相信律師總有抓完的一天，記者總有噤聲的一天，少數民族也總有屈服的一天。中國可以接受低人權的狀態，而這最終能消除大眾的叛逆之心；如果全民都在歌頌領袖，那麼這種歌頌就會變為真正的擁護；就像朝鮮人民那樣，沒有辦法去分清現實中的真偽。
習近平的經濟學
習近平的經濟學 PART 1：三位一體（青少年，民企，商業寡頭）
從習近平的一系列手段可以看出，他要重塑中國的政治秩序，並帶來國家結構的深度轉變；而這還需要滿足一個核心條件，就是經濟領域的支持－在這個領域，習近平同樣進行著一場鬥爭；他大刀闊斧，對國家經濟逐層整改。從他就任以來，國家對企業的政策變得越來越嚴苛；而且政府設計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打擊手段，給各種產業帶來了重重壓力。
這多少讓人們感到費解，因為習近平的目的顯得隱晦難辨；人們推測他認為鄧小平的路線已不符合中國的現狀，但又沒看到他提出更行之有效的方式；不過這正是習布下的一個經濟迷霧，在這道迷霧中，有一個三路並進的架構；而這個架構的第一層，就是青少年管理。
習近平曾不只一次強調，要加強青少年的意識形態教育。他在一篇講話中說：「要引導青少年樹立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並提醒他們：「人生的扣子從一開始就要扣好。」。
在領袖的指示下，全國掀起了一場文化批判之風，政府針對「不良」「反動」和「低俗」信息進行全面整治；官方尤其指責娛樂行業，認為它們在荼毒青少年。國內媒體發布了一篇文章〈警惕追星思維侵蝕主流價值觀〉，認為明星打造「偶像金身」，操控青少年精神。廣電總局提出「要抵制低俗之風，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防止未成年人節目出現商業化，成人化，和過度娛樂化傾向。
政府規定傳媒平台下架所有存在「價值誤區」的節目，並且為了「防沉迷」而屏蔽了境外遊戲平台。習近平再次提出，抓思想要「從青年和娃娃抓起」，他要求學校恪守教育底線，不得宣傳違背核心價值的思想。此外，為了給學生「減負」，政府向中國最傳統的行業－課外補習下手。國務院發布了《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規定培訓機構不得佔用法定節假日及寒暑假；同時這些機構不得上市，也不再進行審批；並且嚴禁加入境外課程，以及聘請外籍人士。
就此來看，習近平似乎是衝著孩子來的，因為課外教育和娛樂業有浸染中國意識形態之嫌；不過這場行業整頓也引出了習近平經濟迷霧的第二層－政府並不只是在整肅娛樂和教育，而是在對民企的全行業下死手；習的政策不是為了規範市場，而是打算推倒重來。
在最近幾年的市場整頓下，有一個顯著現象就是對民企的打擊往往和政治打擊並軌；政府在幾年間抓捕了數位「言行不審慎」的企業家，其中包括重慶的李懷慶，河北的孫大午，北京的耿瀟男等，這些企業家都存在政治上的言論不當，並且為維權者和異議分子發聲。
這再次反映出習近平最根本的顧慮，就是經濟自由化可能催生民主變革；他上台後遭遇了不少反對之聲，其中很多就來自於律師和企業家之流；他認為經濟自由和思想自由一樣，都會讓人產生政治訴求，而這也是西方輸入資本主義的意圖所在。在某種意義上，經濟自由化是一種錯誤。需要糾正的是這種模式本身，而不是一兩個企業家。習近平執政期間，以「非法經營」、「破壞生產」等罪名抓捕和剝奪營業許可的企業很多；中國的《企業家刑事風險分析報告》分析，近幾年被定罪的企業家中，民營企業佔比八成以上。
而對那些無法在政治上定罪的民企，習近平策動了一場行政風暴；他頻繁出台法規，收緊企業的經營許可，加強生產流程審核；同時將稅收和社保繳納比率大幅上調，此外還在信貸上提高了他們的融資門檻；不過最關鍵的，還是規定私企要建立黨支部，讓他們養一批官方眼線去監控自己。
企業在這種整頓之下異常艱難，他們看出政府在刻意製造經營困境和流動性枯竭，而究其根本是為了對私營企業進行侵蝕和吞併；因為每當企業難以周轉時，後面就會出現官方的影子。很多人或許記得15、16年的P2P的爆雷潮，中國曾出現大批金融難民；但人們並不知道很多P2P公司被政府做了清算接管，不過接管的只有資產，而不包括債務。
對習近平來說，他經濟規畫的第一、第二層不過是行政建制之上的順勢而為；而這個迷霧的第三層，則是一場權力革命。這場革命的對象是那些財雄勢大的金融寡頭，它們披著私企的外衣，背後卻盤踞著一幫政治權貴；他們壟斷著中國的經濟命脈，並以此干預朝政。
這成為了習近平最大的執政阻力，他一直試圖瓦解這些勢力。而這個意圖最早見諸於十八屆三中全會，這次會議提出了《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主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讓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交叉持股。政府宣稱這是為了讓所有制結構優化，但主要是提供一條兼併私企的方案。如中國聯通這類業績不堪的國企，通過混改方案讓眾多互聯網公司入股，但在吸收了資金之後，聯通公司仍被國資控制。
在這個風潮下，金融領域蔓延出一股白色恐怖；直至2018年，有不少簽署了股權轉讓的上市公司被國資接收；其中最突出的案例是安邦和海航集團；海航舊股東的股權在一番清算後被「依法」清零，至於依據什麼法律隻字不提，只說是企業野蠻生長的結果，但中國的法律並沒有關於「野蠻生長」的罪行。同時在2019年，馬雲卸任阿里巴巴董事，而螞蟻金服上市被叫停；馬化騰卸任騰訊的徵信法人，騰訊的遊戲和音樂都被要求釋放版權，理由是反壟斷。
習近平的目的很明確，就是逼迫企業出讓股權。而且為了乘勝追擊，他提出了「共同富裕」和「第三次分配」這種頗為詭譎的論調；這種口號帶有共產主義原教旨的氣味，讓他更方便把矛頭對準私營企業。他用給全民畫餅充饑的方式，代表著共產黨第二次向資本家宣戰。
習近平的經濟學 PART 2：新國企（國企 PLUS）
這番經濟迷霧中的三層結構已經被揭開，但人們仍難分辨它們如何構成一個整體。這正是習近平的過人之處，他在擺布策略時總能讓人一葉障目，而實際上他的每項舉措都帶有系統性的目的。如果追溯習近平執政的軌跡，會發現一個模糊的脈絡，這條脈絡貫穿著青少年教育，民企，和金融寡頭；它們看似有不同的出處，但都是習近平經濟規畫中的要素。
這個目標可以追溯到「供給側改革」，習近平當初宣稱要消化過剩產能，並淘汰殭屍企業；但他沒有讓國企破產，反而通過增加原材料成本削弱了民企。而他近年所提出的「共同富裕」是最關鍵的一環，「共同富裕」表面是向富有的民企籌資，去解決政府的財政赤字。但習近平並沒有給它們留下翻身的餘地，他不惜讓大公司市值縮水，也不在乎行業凋敝導致大規模失業，他似乎對一切都不畏懼。
顯而易見，習有一項顛覆性的計畫。其實把「共同富裕」這個詞轉化為「集中共產」就便於理解了，習近平在籌謀一種新型的經濟模式，這種模式是以打擊私企的方式來擴充國企，以便讓他全盤掌握經濟資源；他要讓國營經濟回歸，當然並非以計畫經濟的方式，而是創建一種經過優化和精簡的「新國企」制度。
從表面上看，這是為了扭轉經濟自由化的趨勢，但究其根本，卻包含著習近平要簡化社會結構的意願；他一直不喜歡多元化，希望一切都服從於政治上的一元性；因為從他就任之初，就沒有獲得過太多認同，國際社會對他並不看好，國內也不認可他的能力。他在這種困頓的景況下執政了七八年，而恰逢2019年中國爆發瘟疫，政府因防疫政策失誤而招致了全面的批評。
在這種聲浪之下，習近平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機；他認為外國列強一旦找到機會就會對中國發難，因此中國一定要「全面獨立」。然而他發現國家在經濟上存在嚴重的對外依賴，因此在很多方面無法不仰人鼻息。而中美貿易戰和疫情爆發所帶來的外交圍堵，卻刺激了他的決心，讓他確信中國要提前政治獨立；他提出了「雙循環」的思路，將中國未來的經濟定調為「國內大循環為主」，「國際循環為輔」。他打算改變中國的經濟結構，創造一個由國家主導的，可以自給自足的產業形態。
這個思路源自德國所提出的「工業4.0」概念，工業4.0代表產業從電子化普及的第三級工業革命，躍升到信息化和製造業深度融合的4.0階段；這個階段可稱之為「工業互聯網」，其特點是製造業的智能升級。這個概念在中國被改造為「兩化融合」，旨在讓信息與工業兩個進程相融合，將產業製造和物聯網，大數據以及雲計算相整合，從而優化生產與供應。
在2013年，工信部發布了《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專項行動計畫》，並由國務院提出了第一個十年行動綱領《中國製造2025 》，李克強提出要把中國發展為了一個製造業強國。「中國製造2025」並非工業4.0這種科技革命，而是致力於製造業的轉型。習近平把這種轉型定義為國家向全民製造業過渡，他認為中國要自力更生，就務必要提振工業。中國雖是製造業大國，卻並沒有釋放出應有的產能。他認為這是勞工結構的問題，因為中國的年輕人被多元的產業所分流，不去從事製造業，從而消解了產業集中的優勢。
而這些多元產業便是所謂的「第三產業」；經濟學認為第三產業能增加社會獲取感，促進經濟活力，但習近平卻認為這些產業造成了勞動力的內耗，因為中國的第三產業沒有出口優勢；反而被西方用來（通過娛樂，金融，文化等）輸入意識形態，加大了政府意識統戰的成本。
這種產業模式帶壞了中國的企業和勞工，讓整個國家副業發展過重。而其中尤以教育培訓業最無裨益，這個行業讓年輕人接受西方教育，讓他們學習外語，成為了留學生和移民人口的孵化器；不但造成了勞動力的流失，還帶走了國家的外匯。
這對政府來說是雙重損失，習近平毅然關閉了課外培訓，並取消英語考試，就是為了阻斷這個源頭。而與此同時，公共教育也開始全面排除西方文化，甚至是魯迅這類具有進步思想的文章也要剔除。這個舉措是為了削弱素質教育，培養年輕人的勞工意識基礎。
為配合這項經濟規畫，政府對傳統學制進行了改革；教育部發布公告，在全國設立12個「基礎教育綜合改革實驗區」，要求「不斷深化基礎教育綜合改革」。這項改革將高中教育分為「普通高中+特色高中+職業高中」三類，並通過「中考」實行分流。
媒體稱此舉勢在必行，因為中國正處於從工業3.0向工業4.0轉型的階段，疊加人口老齡化和生育率下降的雙重影響，容易導致製造業外遷，因此急需「具備較高文化程度的高級技工」。而「職業高中，特色高中和職業本科教育」，將會是教育改革的基本趨勢；同時也要讓更多的應用型大學舉辦職業本科教育。
顯然，習近平在為他的經濟計畫打造教育基礎，他要讓勞動力進入實體工廠，為財政創造更多的現金流。並且這種經濟結構能創造充分的就業，讓中國的失業人口被產業調配所安置；在他看來，社會主義就應該是一個工農社會，並以公有制為特色；而其它冗餘產業必須得到整肅。他認為創造第三產業的消費不如創造製造業的供給。在今後的中國，無論房產經紀人，遊戲代碼員，寵物飼養員，舞蹈老師，娛樂經紀人，或是自媒體和培訓導師，都應該成為工廠的齒輪，投身於製造業和實體。
而從更深的角度來看，中國的經濟正陷入一場危局，債務累積和產業凋敝必將造成一場不可避免的蕭條。常規手段已經很難奏效，習近平認為只有將產業國企化才能解決困局。簡而言之，就是要像抓政治一樣抓經濟，把資源集中以便於「齊抓共管」。
他認為這並非計畫經濟的回歸，而是國企的升級；而這場升級的終點，就是把國企再度合並為具有高級產業優勢的「大型央企」。
這個合併的浪潮從2015年的南車北車合併開始，然後持續有2016年武鋼和寶鋼重組，17年神華集團和國電電力合併，18年兩個中核公司合併，19年保利集團和中絲集團，中國寶武和馬鋼，招商局和遼寧港合併；以及20年中國化工和中化集團這兩個巨頭合併。
國務院在２020年提出「推動跨企業整合，併購困難企業，做強做優國有企業」；其作用在於「提高產業集中度，打造高質量示範企業，減少重複投資並優化產業鏈。」。
在這種基調下，央企合併的趨勢在逐年擴大，顯然習近平要集中產業項目，並讓這些企業成為新的經濟骨幹，去取代權貴手中的巨型公司。這能帶來行業的優化，並改善國家的社會結構。他認為只要處理得當，計畫經濟就仍然具有優勢，憑藉他的手段可以盤活那些殭屍企業。在工業4.0的背景之下，唯有「新國企」才能具備製造業優勢，足以抵禦西方的競爭和衝擊。
此時習近平的藍圖變得異常清晰，而新經濟格局中的三個要素：勞工，產業，和資本，也逐一歸位，並對應著之前的三個層面－今日的青少年，就是未來的製造業勞工；對民企的兼併，就是創造產業集中；而對商業寡頭的制裁，就是籌集新國企的資本。
習近平的經濟學 PART 3：紅色貴族
從形式上看，「新國企」更像一種國家化的勞務派遣，這是一個政治-經濟的混合模型。習近平希望中國成為一個更純粹的製造業國家，人民應該恢復工農階級的本色，並學會尊重領袖。同時社會文化也需要一場變革，以徹底摒除西方的影響。
但這種構想更類似一個官僚化的工業烏托邦，即便習近平制裁互聯網巨頭，提出共同富裕，但沒有顯著的理由說明國家工廠的模式更優越。削弱其它行業去提高製造業的比重是反經濟規律的，越發達的經濟體製造業比重越低，而第三產業佔比越高。此外經濟多元化能抗擊風險，即便是工業4.0，也不代表各個行業的勞動力都要轉型去做廠工。
「新國企」更像一種後現代計畫經濟，這種經濟模式類似工農兵文化和西方科技潮流籠統的結合。其實很難說這到底是工業4.0，還是希特勒對德國所規畫的工業強國模式。工業國家化不太可能改善財政和就業，而更可能導致「功德不施於天下，而勤勞於百姓」的內耗。
顯然這個構想更多代表著習近平強烈的掌控欲，他的經濟規畫其實被他的政治目的所裹挾，透露出他對伊朗和北韓那種一元化政體的嚮往。但這類國家的產業導向單一，經濟結構十分脆弱；而這對中國這樣的大國來說不具備現實性。
在如此多弊端下，人們不能理解習近平到底要如何變革；因為無論國家工廠多麼先進，只要產業由政府支配，就會導致市場化不足和技術滯後。不過習近平的確考慮到了這一點，他並不打算否認市場化，而是要加強國家對經濟的主導。並且在這項經濟規畫中，他要創造的是「新一代國企」模式，要全面理解這種制度，就需要結合習近平的另一個重要概念：紅色基因。
習近平不止一次在媒體上強調「紅色傳承」，並提出「紅色基因」的說法。早在2004年，他就說：「要把紅色基因融入血脈，讓紅色基因代代相傳。」。而在登基之後，習更加頻繁地提到這一點。在視察軍區和革命老區時他再三重申：把紅色傳統發揚好，把紅色基因傳承好。並表示：紅色江山永不變色。
繼承紅色基因是習近平國家結構的核心，很多人以為他強調的是「紅色文化」，實際上他強調的是「紅色血脈」，也就是紅色權貴的嫡系後代。他在中央黨校幹部培訓班上說：「立志做黨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的忠實傳人。……以堅定的理想信念砥礪對黨的赤誠忠心。」他在此表明的是，要建立一個牢固，忠誠，以及血脈純正的紅色貴族系統。
在習近平的政治理念中，國家應該更徹底地掌控在紅色子弟兵手裡；這種掌控不僅限於政治領域，也包括經濟領域。習近平經濟模式的最終構想，就是要打造一個絕對的二元結構。他一方面在國內扼制現代化教育，加強大眾的製造業技能；而另一方面，他積極地讓紅色子弟去西方學習管理和技術，然後回國管理那些新型國企。
雖然在這種模式下勞動力的綜合素質會降低，但企業將會由擁有高學歷的紅色後代們治理；習近平認為通過管理上的優化能解決市場化不足的問題，留學歸來的官僚子弟們具有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而這能消除計畫經濟的劣勢。在今後的企業中，無論是董事、CEO、研發總監，還是會計和各類高管，都將是紅色家族的子女。這能無限拉開兩個階級的差距，塑造一種穩固的二元結構。
《求是》雜誌曾引用過習近平的一句話說：傳承好紅色基因，把紅色江山世世代代傳下去。這種創造絕對階級的想法，曾有一個節點，就是習提出「金融創新」的概念；他以這個口號鼓勵國家在金融上大膽嘗試，隨之企業開始濫發金融產品，地方政府虛構項目融資，同時國家下發了很多花式金融牌照，催生各種借貸。這間接引發了兩個事件，就是後來的P2P大面積違約，以及2016年股市崩潰。但這兩個泡沫破滅後，資本仍在「新經濟」的口號下創造更多的龐氏項目。
顯然，習近平有意在經濟上製造一種亂局，並以資本手段讓有產階級返貧；這不但可以消滅人們的政治訴求，而且赤貧階級也更容易接受計畫經濟。習相信，只有讓貧民永世不得翻身，並由血統純正的紅色後代管理，才能更好地維護紅色江山。在這種模式下，官僚就是上層建築，民眾則充當生產資料。就像拿着皮鞭的監工督促苦力們去堆砌社會主義的金字塔，而習近平就是塔尖上的全知之眼。
突然爆發的疫情給了習近平實現這個事業的契機，他藉由防疫限制民眾辦護照出國。移民管理局表示「對非必要非緊急事由，暫不簽發護照」－普通人無論留學還是因公出國，都變得更加艱難。此外政府在邊境開始修建隔離電網，防止勞動力偷渡出逃。而就在政府嚴控民眾出境的同時，美國領事館外排起了長隊，紅色後代們通過特批手續，正在瘋狂地奔赴海外。
在此刻，中國夢的輪廓逐漸清晰，習近平要以經濟規劃為支點，將偏離路線的社會主義回爐重鑄。他培植的新一代權貴會重新執掌中國的經濟，打造一個以他為核心的製造業國家。「新國企」將創造一種絕對的紅色壟斷，將中國改造為理想的專制王國；而代價則是抹殺大眾的價值和理想，讓他們永無出頭之日。這個夢將會是一部分權貴的美夢，但卻會成為全民的夢魘。
大國外政：第三世界和一帶一路
由習近平的內政思路可以看出，他是個敢於破壞既有秩序的人。在上台的這幾年間，他的見解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尤其是他看到中國對西方的依賴，已然成為了內政上的阻礙；這讓他相信「政治獨立」才是自己的出路，中國必須在一定程度上與西方分立。
而且資本主義席捲後的中國，已經留下了一片經濟殘局；中國跟隨西方奉行凱恩斯主義，二十年間不斷地投資和發債，而這種模式現今已經面臨瓶頸；財政刺激的效用正在縮小，投資收益在變低，而資產泡沫卻過度高企。
一旦中國的發展停滯，資本定然會外流，並同時推高國內的通漲；中國在貨幣體量上早已超過了美國，但又無法像美國那樣輸出貨幣；習近平發現中國竟面臨上世紀80年代日本的處境，他甚至感到這是西方資本有意為之，讓中國掉進他們所設計的中等收入陷阱。他認為只有尋找一條外部出路，才能消化業已過剩的產能和貨幣。他看到西方在第三世界的投入薄弱，便認為這將是中國的機遇。在這樣的背景下，他設計了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的計畫。 這個政策的主旨是向落後地區提供基建援助和貸款，並增進雙邊貿易。習近平打算創建一條新的絲綢之路，並由中國牽頭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給一帶一路的參與國提供金融支持；亞投行不但能服務於基建投資，還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亞洲開發銀行的影響，為中國創造更多的經貿關係。而一帶一路和亞投行更深遠的目的，是組建一個分立於西方的聯盟；習近平將在這個聯盟內推廣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讓那些沒有受到西方眷顧的第三世界去分擔中國的產能和通漲。
客觀地說，這是習近平最出色的一個構想。中國從古至今都固守一隅，偏向保守，即便鄧小平時代也是如此；而習近平以經貿合作的方式去牽頭第三世界，可以開闢一個全新而獨立的經濟領域。這可以減少中國對西方的依賴，並為雙方的貿易衝突製造一層緩衝；而且一帶一路還有一個附帶效應，就是通過基建計畫在沿線國家獲取軍事戰備便利，從而擴充中國的政治影響力。
可以說，一帶一路比那些虛浮的概念，如「文化自信」、「全民小康」等更有意義，因為它具備宏觀戰略性；而這是基於習近平對國際關係的態度；他幾乎是鄧小平之後與西方共識最少的一個領袖，他很排斥他們用人權武器對中國進行政治干預。他曾在一次採訪中評論西方的態度是：吃飽了沒事幹。
因此習近平希望創造一種全面的政治獨立，以摒除西方的影響；他很自然地想到要拉攏第三世界，就如當年的蘇聯一樣。但習近平顯然認為自己比蘇聯領導人更成熟，因為他創造的是一個以經濟主導的同盟，就類似於美國的馬歇爾計畫。他打算像美國在二戰後所做的那樣，以經濟協作建立政治互惠。如果一帶一路成功，那麼中國將獲得當年美國那樣的影響力，甚至會讓世界出現東升西降的景象。
顯然一帶一路是一盤複合性的棋局，但做為一項經濟計畫，其核心就是條款的可履行性；然而第三世界卻擔心習近平的債務援助會綁架他們的經濟，因此舉棋不定。而且一帶一路的國家大多政治不穩定，其中有些還處於主權爭奪中；最重要的是，這些國家的信用向來很低；他們起初並不拒絕來自中國援助和貸款，但在中方投資以後，就以各種手段來規避責任；他們指責中國干擾內政，或是在非洲輸出勞動力，以及用貸款給他們帶來債務陷阱。 一帶一路從一些細枝末節的摩擦開始，到後來很多國家開始集體違約，更有甚者把權屬中國的項目收歸國有。而且人民幣國際化還遭遇了一個荒誕現象，就是有些國家在拿到人民幣後轉手就換了美元，做為儲備貨幣成了空頭承諾。
習近平發現，這些國家竟抱著超限戰的思路來應對自己；他們不過是在一帶一路上揩油，而漠視中國所主張的經濟同盟。儘管習近平努力地打點一帶一路，但這個項目面臨的衝突太多；且不論西方是否會對這個計畫採取反制，單單是那些第三世界參與國就存在很大的倒帳風險；同時絲綢之路上還盤踞著中國的宿敵印度等，他們也不可能坐視習近平在地緣上擴張。
不過習近平仍做了很多嘗試，他積極地參與各種貿易同盟，希望創造多邊關係。比如他加入了東盟的RCEP《區域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即便RCEP的參與國大多是貿易保護國家，也不能給中國帶來順差；但習近平想藉此銷售他的絲綢之路；他試圖把更多國家拉入自己的版圖，甚至擱置了爭議去拉攏印度。
為配套一帶一路，習近平還創造了一個概念：人類命運共同體。在這個基調下，中國向其他國家輸出價值觀，同時招收第三世界青年來留學，這些學生不用考試，享有政府的生活關照，並且學費由國家倒貼。此外習近平用贈與和捐助的方式給非洲人民派發福利，同時還免除了一些國家的債務。但這讓他的政策看起來更像新時代的金元外交，而不是新時代的馬歇爾計畫。
大國外政：瘟疫和民族主義
在外交上，人們很容易把習近平和毛澤東相比較；兩人的政策都是聯合第三世界抵禦西方。雖然習近平比毛澤東還是要務實一些，但兩人最大的相似點都是不單純考慮經濟的得失，而更關注政治利益。
而且獨裁國家的外交政策很大程度是基於領導人的氣質和秉性；從一開始，共產黨的很多高層就比較排斥西方，而在這些高層中，習近平又是尤其古板的一個；他身上的體制氣息很濃厚，這種風格在國際社會並不討好；比之以往的中國領袖，西方對他的認同度尤其低。
這讓他更願意在外交上尋求一種舒適感，而不是去與不同的體制相磨合。比起西方帶來的經濟利益，他更傾向於亞非拉那些「窮朋友」給他帶來的政治擁護。這種個人主見和他的政治目標相混同，以至於在無形中影響著他的對外決策。
而從另一方面來說，中國在開放的二三十年間和國際社會積累了無數矛盾，而這些矛盾通過政治交班的方式轉給了習近平；這些問題會在一個經濟周期結束之後集中爆發，而這個時間點恰恰截止在習近平任內。首先中國加入 WTO所申請的１５年保護期截止，但並未按協議開放市場，這讓西方感到受了矇騙。同時中國在貿易中一直被指責出口管制和傾銷式競爭，並通過入股的方式竊取外資技術。
從習近平的態度來看，他並不打算理會這些爭議；中國本就沒有準備成為開放的市場，況且他還認為經濟自由化會帶來政治演變。而且習近平對西方政要和中國權貴的勾結頗有芥蒂，所以他非但不會開放中國，反而加強了經濟上的封閉。
而西方也對 WTO 低效的仲裁失去了耐性，歐巴馬在第二個執政期開始加入TPP（跨太平洋合作協議），聯合世界主要經濟體對中國進行貿易隔離。不過川普上台就廢棄了這個協議，給中國帶來很大的緩和空間。但川普批評中國進行貿易補貼，並侵犯知識產權；以及用各種手段為伊朗紓困，導致美國的封鎖失效；這最終引發了2018 年的貿易制裁。
面對美國提升的出口關稅，中國只能加強補貼，同時也代表著開啟一段經濟冷戰。而恰逢此時湖北爆發了冠狀病毒並波及全世界；雖然這是一個公共衛生事件，但國內外的輿論都責怪政府處置不當，並歸結為習近平執政責任；這引發了他的恐慌，也激起了他寸步不讓的態度；他打算用政治手段去化解這場公關危機－他煽動民族氣焰，宣稱是因為中國變得強大，帝國主義才藉機發難，而此時人民更應該團結在領袖周圍。同時政府的對外口徑也徹底變調，外交部拿出強硬的姿態，開始與世界針鋒相對，而網評員也大舉出動，四處展開謾罵和攻擊。
在這種氣氛下，媒體宣稱韜光養晦已不適用於當下，中國要崛起，就要打贏與帝國主義的戰爭；這場戰爭不僅限於西方，也包括那些坐等中國衰落的國家。習近平試圖讓人民相信，正是由於民族偉大復興在即，才招致了世界對中國的敵意。
這是一場氣急敗壞的民族主義，習近平與世界的對抗更像一種義氣之爭；中國外交部很多時候不是在辯論，而是在逞口舌之快。習所面臨的處境並沒有鄧小平當年那麼艱難，但他卻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攻擊性。
其實這種激烈的反應來自於習近平個人的危機感－自他執政以來，國內經濟在衰退，外部矛盾在增多；他本就面臨很多質疑，認為他不適合領導國家；而瘟疫的爆發更成為他執政危機的風口，世界指責中國在疫情處理上失職，並要求對病毒溯源，這讓習近平感受到空前的威脅。
他希望儘快撇清責任，把鬥爭的對象轉移，因此採用了民族主義作為武器－外交部在國際上放風說疫情來自美國，又有媒體說來自義大利，法國等；政府不斷在民間釋放國際陰謀論，最後乾脆把焦點轉移到共濟會的盎格魯-撒克遜計畫，而這個計畫的目標是清除全球50％的人類，投毒只是他們的第一步。
這種策略引發了世界強烈的反應，大家沒想到習近平如此無理取鬧。而習近平也放棄了協商的打算，他知道自己的表現不理想，境內外勢力會趁機讓自己大權旁落，因此他務必要採取主動。所以他感受到的威脅越大，中國對外展示的鋒芒越強。習近平不斷推高民族情緒，宣揚中華民族危亡的論調，並在軍事上對台灣展開新一輪的威脅；他派遣軍艦和戰鬥機巡航，營造出武力攻台的氣氛；同時也將這種軍事活動擴大到南海，他以一種高調的姿態宣示著中國的主權。
人們看出，習近平為了維護權威，不在乎賭上國運；即便面對全世界，也要背水一戰。國外媒體宣稱他已“ Showdown ”，而這種四面出擊的方式激怒了越來越多的國家，並讓民主世界嗅到了體制性競爭的意味；他本想用對外示強來解決自己的危機，但卻讓世界達成了不退讓的共識，並打算在經濟上弱化中國。
這對中國來說是很危險的，鄧小平就清楚體制性競爭的危害，所以才要國家韜光養晦；但習近平再次激起了西方的敵意；起初還有一些國家的態度模稜兩可，並試圖向共產黨釋放善意；但習近平擔憂他們包藏禍心，意圖與黨內的高層暗通款曲。他打算在危機解除之前維持鬥爭態勢，因此在宣傳上顯得越發促狹而好鬥。
然而這種舉動讓世界重新團結起來－西方和亞太有意重建經貿關係，台灣，美國，日本和歐洲召開了會談，討論「重組供應鏈」；中國所大力宣傳的「中歐貿易論壇」被黯然取消，但曾經被川普否決的TPP已經蛻變為新版本的 CPTPP協議，那些對中國製造業具有替代性的國家都被納入了這個協定中。
而在軍事上，亞太和歐美開始制定共同防禦協議，以便在地緣上遏制中國。並且為了應對中國在南海的軍事活動，世界再度掀起了軍事演習和擴充軍備的潮流。而這一切，都將中國和世界推向了他們一直在避免的制度性競爭。
這是自毛澤東以來最惡劣的外交時期，為突破困境，習近平不斷渲染外部威脅，並告訴人民：世界正進入前所未有之大變局，並且「中華民族正面臨著偉大復興的關鍵時刻」。
不過這更像一齣偽民粹，習近平雖然宣揚民族鬥爭，卻小心翼翼地看顧著這團火焰；媒體不斷地煽動群眾，但從不讓這股狂熱落到實處；人們感覺在和虛無的對象做鬥爭，就好比不停地給愛國憤青餵春藥，但他們又沒有性伴侶，只是在憑空透支身體。
因為習近平並不是一個政治強人，至少與莫迪和普京相比，他的強硬更像一種偽裝。習近平對民主國家不依不饒，但對俄羅斯，印度等國卻保持著低姿態；俄國曾和越南宣布在南海開採石油，中國媒體就異常安靜；印度和中國發生邊境衝突後，亞投行隨即就發放了貸款－習近平在推動鬥爭外交的同時，卻異常懷柔地對待著周邊真正的威脅。
大棋局：二次集權
其實僅就政治角度來說，習近平很擅長策略，同時行事也具有系統性；不過他存在一個問題，就是存在嚴重的認知偏差，以至於在目標選擇和執行方式上容易架空現實。這終究會讓他的執政之路無以為繼；因為共產黨還希望更長久地執政，而他顯然縮短了這個過程。
不過習近平認為自己之所以諸般不順，是因為對權力的集中度不夠；黨內還有很多派系在掣肘他，導致政治意見不統一。因此他要重建組織紀律，推動一場集體領導向個人集權的二次過渡，他認為毛澤東式的專制再加上自己的經濟規畫，一定能讓共產黨煥發新生。
但他平素的表現太差強人意，恐怕很難得到支持；所以他藉疫情之機來營造民族危機，從而換取執政合法性；儘管這種態度造成了國際社會的孤立，但習近平認為這是因為世界還沒有看清自己的決心，因此他需要放手一搏。而在他對外示威的過程中，早已選定了一個定點打擊的對象，就是南半球的澳洲－澳洲是五眼聯盟成員國，一直夥同美國指責中國的人權問題，同時還在太平洋上遏制中國的擴張；而且這個國家帶頭抵制華為網絡，並提出要調查新冠疫情的源頭。
習近平認為澳洲對中國的貿易依賴很高，卻如此不會察言觀色，正應該拿來祭旗。他限制了澳洲多項產品上的出口，將他們的貨輪阻留在港口之外，並徵收反傾銷稅。他認為這種全方位的打擊將重創澳洲經濟，並給世界帶來示範效應；而這最終能讓他挾中國市場以令諸國。
不過澳洲得到了美國和日本的支持，而後歐盟也加入了這個陣營；同時這些國家與澳洲一起加快推行TPTPP區域同盟，以尋求更穩定的經貿關係；並且伴隨着原材料價格的上漲，澳洲還彌補了出口縮減的損失－習近平再次犯了主觀性的錯誤，低估了民主國家的尊嚴。澳洲強硬的態度讓他感到為難，因為中國抵制能源進口，導致自己出現了能源緊張；而且由於撕破臉，只能以更高的價格在他國購買替代品，而這些產品恰恰是澳洲出口的。
人們看到習近平所期望的勝利沒有出現，中國的經濟運轉卻出現了惡化的徵兆。而就在這個檔口，和中國競爭的國家卻開始搶佔市場，印度以關稅去排擠中國的產業鏈，讓資本流向自己；而越、南墨西哥等國家則開始接收世界的貿易訂單，逐漸成為新的製造業基地。習近平始終忘記了一點，就是中國的產業是可以被替代的，他的態度加強了世界重組供應鏈的決心。
其實世界對中國一直很難割捨，因為這裡有成熟的產業鏈和市場；尤其是美國一直在細心呵護中國，因為他們在這段關係中付出了很多－共產黨在國際上獲得的很多勝利，如鎮壓學潮後被西方接納，在WTO中的最惠國待遇，產業發展中的技術支持，大都是美國扶持的；但這種關照卻正好讓習近平用來實施政治訛詐，要求西方不但在貿易層面，而且在人權等問題上都要做出讓步。
這讓外界發現與習近平很難溝通，因為他總在改變既有的框架，並不斷壓縮協商空間；習近平曾一度向美國示好，承諾購買商品和糧食，但臨到後來卻取消了訂單；中國在聯合國許諾參與公益性的國際協作，但最終卻把這些問題摻入到政治論議中。外界逐漸失去耐性，認為習近平反覆無常；他老是牽扯出毫不相干的議題，把不同的談判籌碼攪和在一起。
而習近平也看出西方有意疏遠他個人，並鼓動黨內替換他；這讓他很緊張，因此更不能做出讓步。他打算先穩住權力，再去修繕外部關係。他認為世界離不開中國的市場和供應體系，就好比鄧小平當年面臨更嚴峻的圍堵，但一俟政局穩定，民主國家立馬就簇擁而至。習近平相信，西方對人權的指責不過是惺惺作態；只要他能順利連任，並通過「新國企」重振經濟，世界就一定會回心轉意，而他也能獲得所期望的「政治獨立」。
因此他時不時地向外界傳達一種信息，表示他無意破壞國際秩序。但西方並不相信這一點，他們看出習近平言不由衷，在鞏固權威後必定會進一步破壞規則，所以世界的不妥協態度變得愈發堅決。
這樣的反應讓習近平很難下台，他已經失去了戰略優勢，讓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力變弱。而且如果西方不屈服，自己的集權就沒有說服力。被趕下台的威脅再次籠罩他，他決定就算和世界脫鉤，也要維護權力不倒。他加強宣揚大國崛起和雙循環，同時以軍事上的強勢姿態來彌補外交上的失利；他不但讓軍艦駛入台海和南海，甚至表示要深入太平洋以威懾美國本土。但這導致了周邊國家的危機感，他們開始聲援台灣，並在各個領域抵制中國。
可以說習近平的所有計畫都不遂他所願，但他認為堅持下去西方一定會妥協。不過黨內擔心無止境的外交對抗會耗盡國力，並引發真正的國際衝突；因為不只西方，就連越南，菲律賓，日本等亞太國家，都表現得更加強硬；而印度和中國的衝突更是達到了毛澤東時期以來的高點。
大棋局：計畫生育和芯片大躍進
其實習近平政治上的諸多失敗，是因為他的想法欠缺實證基礎。而且他為維護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個人尊嚴，已經陷入一個難以自拔的深淵。雖然他把個人目的裹上家國民族的外衣，並且把自己的政治構思包裝得十分新穎；但他不顧一切地集權，已經嚴重損害了集體利益。
而且客觀地說，習近平運氣也不好，他就任時正逢經濟周期的轉折點，中國開始進入衰退；他執政這十年，國家債務和貨幣發行都呈爆炸性增長，但財政刺激的邊際效用卻在變小。他設計了一系列應對策略，如一帶一路和技術升級，但前者阻難重重，後者因貿易戰而被擱淺。同時在出口上，中國面臨著後起之秀如越南和印度的競爭。顯然國家在宏觀上迎來了一個下降節點，這很大程度是經濟周期和產業結構決定的，而並非習近平個人所導致。 但中國的某些政策卻加劇了下行的態勢，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計畫生育－中國的出生人口在60年代達到高峰，這一代人正好是前二三十年的勞動主力。而此後計畫生育持續了幾十年，讓中國的人口結構頭重腳輕；在習近平執政時，出生率最高的那一代人正好步入老年，進入拿養老金的行列。政府急忙開始取締計畫生育，但社會成本的攀升又阻礙了生育率。
這種趨勢不會在短期發作，但它的效應會逐年遞延。老人比重的增加會加大財政負擔，青年的減少會讓經濟活力下降。而且國家還不能指望消費，雖然中國人口基數很大，但消費在GDP中的佔比很低；這不僅對於西方而言，和印度越南這些國家相比也偏低。
習近平在任期內連續開放了二胎和三胎，但這種生育政策是畫餅充饑。年輕人很恐懼，一方面是社會福利沒有改善，另一方面還因為政府對內盤剝的力度在加強－因為習近平的政策很激進，他一方面要擴大國際戰略，一方面還要發展國營經濟；而這讓中國面臨收支上的雙向負荷。對此習近平只能目光四顧，明偷暗搶－他將地方的土地出讓金畫歸了中央，並增加了房地產稅種；他提高了企業行政收費和社保繳納基數，並延遲退休；此外他督促上千萬黨員補繳黨費，同時降低行政機關和事業單位的福利和獎金。
但這些手段並不足以抹平財政開支，政府唯有全力擴大表外負債，並儘可能地向下刮地皮；近年來，個體戶，自由職業者和電商被要求補交稅費，高收入者被要求重新計算所得稅；此外海關加強清查海淘，在商品入境時抽水；而地方政府也上下其手，增加各個行業的行政審批項目；同時司法部門增加了罰款種類，例如通過整頓市容來禁摩限電等。
為度過困境，習近平窮盡了各種方式去搜刮社會；人們只要聽聞發改委開聽證會，就明白有商品會漲價。習近平不斷地測試民眾的壓力，權衡中國人在基礎生存需求之外還有多少可榨取空間；他把通漲維持在民眾苦苦支撐的邊緣，導致人們的生存慾望降低－在資本和政府的雙重盤剝下，新一代年輕人會選擇主動失業，不去為政府創造稅收；並且無論開放幾胎，一些人都不再願意為共產黨生育後代。
但習近平堅信權力能支配經濟運轉，他要全國陪他共度難關；因為舉國體制正是共產主義的優勢，全民動員一定能創造奇蹟；例如他看到人口失衡，就要求社會多生育；美國封鎖技術出口，政府就投入數萬億去研發芯片。
不過這將中國帶回了大躍進那種浮誇的時代－就在華為芯片斷供的當晚，媒體鋪天蓋地傳出中國芯片面世的消息，彷彿一夜之間各種技術屏障被連番突破，芯片行業出現了一大片衛星田；中國再度湧現趕英超美的氣氛，而騙補貼的企業也蜂擁而至，資源壟斷造成了習近平的芯片基金被瓜分。在推動技術進步上，政治遠沒有市場化有效。但習近平認為國家當年可以舉全國之力造原子彈，他就能以同樣的動員能力去造芯片。
但這種運動式的治國終究脫離現實；習近平創造的概念很多，但從沒有一個順利實現；他過於好大喜功，一門心思只想彎道超車；無論一帶一路，南海造島礁，或是芯片大躍進，都是一種代價高昂的冒險主義。這導致改革開放累積的財富迅速揮霍，這種大手筆不免讓黨內人士感到心驚肉跳，擔心未來的中國會在資源進口上面臨外匯緊張。
習近平的危機
習近平的危機一：破滅的金縷衣
越來越多的人看出，民生和經濟都無法支持習近平繼續冒險；他的策略不太周詳，但卻激進而不留後路；這大概是他上台前沒有被看明白的一點，他最初向黨內隱藏了某些意圖，直至上台後才通過集權去推行。這損害了集體領導的初衷，因為即便是專制社會，沒有制衡的權力也是最大的變數，可能將政權帶上一條不歸路；但習近平相信局面一定會改觀，他只是需要時間。不過他可能沒察覺到，很多人在隱隱地懷念江澤民時期；而且習執政越久，這種懷念就越濃厚；當習近平進入第二任期時，人們幾乎看到任何一任領袖都會緬懷一番，並發表今不如昔的感慨。
而考察民間對習近平的評價，會驚人地發現他所招致的反感是所有領導人中最強烈的；人們認為他的缺點太多，全無一個領袖的能力與格局；哪怕換任意一個領導人執政，都會比他更強。
這是個很蹊蹺的現象，因為以前的中國一度吏治昏亂，執政野蠻；但民眾竟願意回到過去也不願要習近平。這並不是因為之前的時代有多好，而是那時仍看得到希望；大家更願意由壞變好，而不是由好變壞。而習近平的執政給人帶來一個越來越窒息的環境；所以當2018年媒體宣布他修憲取消任期時，很多人立時就感到前景黯淡。
最關鍵的是，民眾對習近平的態度很微妙－眾所周知，中國的領導人大都被民眾罵過，但這種罵聲更多是對體制的抵觸；但在習近平這裡，卻帶有針對個人的意味。從他在國際上念書單之時，外界對他的觀感就急轉直下，人們開始對他滋生出一種鄙夷－曾有人對習近平的畫像潑墨，也有人穿上他金元外交的衣服；有人嘲笑他裝文化人，有人譏諷他用網評員炒作自己。中國的領袖中，鮮有習近平這樣從人格到政策遭到全盤否定的例子。如果說江澤民招到了法輪功的憎恨，習則是招到了全階層的反感。
這對他來說是個極度危險的信號，政治家不懼怕人們的責備，但懼怕人們的輕蔑。對一個執政者嗤之以鼻比刀劍的傷害更重，這代表他在個人素質上不被承認。
人們的評價不確定是否會傳到習近平耳中，但可以看出他的確變得更加敏感；他頻頻發表「重要講話」，加大力度設指標、做批示，試圖攥緊手中的權力。而且為了證明自己，他開始大量地虛構政績；他聲稱「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偉大歷史性成就」、「民族發展取得歷史性飛躍」。他用霸王硬上弓的方式宣稱自己兌現了政治承諾，尤其是取得全面脫貧的勝利；儘管中國還有大量低保戶，但他仍然宣布自己創造了「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蹟」（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而且人們明明看到中國每況愈下，但官方和媒體卻聲稱「中華民族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加接近偉大復興的目標！」
這些話透露出習近平的政治根基在潰敗，以至於只能靠編造口號來維持地位。同時他對外界的批評異常緊張，並將言論壓制得滴水不漏；很多輕描淡寫的話都會觸碰他的逆鱗，這些話如果放到其他領袖身上，可能就是雲淡風輕地一笑，但在習近平聽來不堪入耳。他上任以來屏蔽了很多詞彙，包括俚語，電影，動漫，品牌，人名……；這種屏蔽會隨著他的執政與日俱增，甚至牽連很多毫不相干的詞彙。
這種敏感已經影響到了社會的正常交流，習近平創造了中國有史以來最多的帝王名諱。因為他知道自己的表現不盡人意；他上台不到十年，得到負面評價比前幾任領袖都多；而這也讓他的態度越發頑抗，並對自身的錯誤和丟醜行為抵死不認－就連閱兵時用左手敬禮這種顯著的錯誤，都有喉舌辯稱為「左尚吉右尚凶」；並且在外交連番受挫的情況下，王毅卻盛讚他開創了「特色大國外交新局面」。
人們為他吹出了無數的泡沫，試圖讓他的執政合理化。但這些吹噓在他慘淡的政績下顯得異常蒼白；一個顯著的現象就是，習近平的宣傳越來越誇張和離譜，但人們卻越來越看不起他；他拚命地強調自己對共產黨和國家的重要性，並有意無意地貶低前人而抬高自己；這讓他顯得十分自我中心，也十分欠缺格局。習給自己穿上一件舉世絕倫的金縷衣，並在水軍和群眾演員的喧囂中勉力維持，但大家都明白這不過是一場自吹自擂的鬧劇；他的基礎仍然脆弱，吹捧他的都是投機者，而從沒有精英願意擁護他。
這讓習近平越來越傾向朝鮮和伊朗的環境，他希望儘快建立一個封閉和愚昧的社會，以消除批評和質疑；然而這也是他思想中的一個致命盲點，因為這種草莽式的政治理想完全不符合當下的時空背景－中國人在習近平的高壓下會滋生逆反情緒，採取非暴力不合作態度；習近平算準了中國人不敢有政治主張，但卻無法阻止他們以消極的方式放空自己。互聯網時代的人容易在信息封閉的社會下產生厭世心理，這可能需要一代人去脫離使用網絡的習慣，才能遂習近平所願。所以即便他的政策能夠執行，也難以看到中國人被完全馴化的一天。
習近平的危機二：潰敗的蟻穴
從習近平的個性來說，他註定會走上一條很窄的道路。這條道路充滿鬥爭，對立，並且會瓦解他的政治基礎，但他似乎又沒有選擇。
民意上的失敗實際反映出習的一個根本劣勢，就是他的思想和理念很陳舊；他無法用政績來創造自己的合法地位；因此在面臨挑戰的情況下，更容易選擇毛澤東的方式而不是鄧小平的方式去維護地位；當他無法解決當下的經濟困境時，就只能走進一條階級鬥爭的死胡同，試圖以政治動蕩去恐嚇人們。這種方式就好像對人宣告說：「倘若你們不擁護我，我就讓國家不得安生。」。
他不斷地在講話中強調說，要善於鬥爭，敢於鬥爭；而且就如毛澤東曾擔任中央文革小組長那樣，習近平也兼任著很多小組組長。他鼓勵公司，高校和民間互相舉報；讓學生舉報老師，員工舉報老闆，下級舉報上級。他希望群眾互相監督且人人自危，那麼自己的權力就不易受到威脅。
他陷入了和毛澤東同樣的執念，認為維護權力就要不計得失。但在這上面，他卻面臨著一個困境，就是根本無法建立毛澤東那樣的威信－就權力手段和思想水準而言，兩人都不可等量齊觀；毛澤東是個出色的理論家，同時具有很強的大眾魅力；而習近平毫無穩固的群眾基礎；同時他理論知識匱乏，無法構建系統性的思想去支撐一場政治運動。
他所掀起的民族主義，只是毛澤東政治權術的皮毛，其中毫無思想主幹。例如他常講兩句話「世界正進入前所未有之大變局」、「中國面臨著偉大復興的關鍵時刻」，就異常脫離時代現實，顯得頗為牽強。這種話很像武俠小說的序言，把人們引入一個驚天聳地的背景－但當下的世界並無動蕩，不存在什麼「前所未有大變局」；而且中國並未衰敗或受外邦奴役，也談不上要人去復興。
習近平想給中國人吃了一劑民族崛起的補藥，激發大眾的狂想；但他所渲染的民族危機虛無縹緲，無法獲取人們的共鳴。他的口號只能動員一些邊緣化的人群；這些人顯示出低教育化的特徵，或者年齡層偏小，心智單一；而社會的中堅力量大都比較反感這種氛圍。
但在習近平來說，他的政治押注過大，幾乎從一開始就斷了自己的退路，因此不能輕易言退。在他的危機與日俱增之時，只能憑藉民粹的東風去加強政治整肅。他多次強調道：「永遠不能停止黨內的‘作風建設」，並且「要糾正黨內不良風氣。」－他借鑒了30年代的整風運動，以此清洗官場，在他上任以來落馬的官員很多，其中不乏一些任意編派的政治罪名，如「野心膨脹」、「妄議中央」或「拉幫結派」。
但無論政治清洗多麼劇烈，黨內都會不斷地滋生對抗勢力；因為歸根結底，是他在破壞集體利益，犧牲國家的前途來為自己的政治護航。所謂成難敗易，中國積累了幾十年的資本，卻在他任期內快速流失。這樣持續下去，習近平勢必造成一個空心化的中國，讓政權從內部潰敗。
中國的高官感到恐慌，便希望趕在國家破產前將資產轉移。而這讓習近平認為黨內一些人不以他為核心，在國家的關鍵時刻拿走了他原本可以支配的資源；而這種釜底抽薪的舉動，就是為了在政治上架空自己。
習近平對此制定了嚴厲的外匯政策，與逃離的資本展開了拉鋸戰－起初銀行限制大額換匯，並制定了較低的購匯額度；但民間聚集人頭，採用多人匯款的方式讓資金離境；銀行開始清查來往帳戶，但人們又通過境外消費的方式套現；政府限制了銀行卡的境外消費額度，不過卻發現有人通過外貿帳戶在海外置產；政府很快給跨國企業制定了外貿配額，但又發現他們在香港註冊公司規避監管；這讓習近平出手打擊香港金融界，防止資金離岸；但資本轉而離開香港，集中在海外上市；他出台規定限制企業境外融資，設法扣留資產，但發現很多企業已經被信託化，國內的股權所剩無幾；他試圖收歸那些還未出海的企業股權，卻又發現它們已經做了內保外貸，只把債務留給了中國。
資本各顯神通，在習近平的管制下四散逃竄；而習則在這些逃跑的資金後面奮力追趕；他清洗澳門賭場，關停第三方支付牌照，打擊的錢莊和外資銀行，同時又清查用於走帳的個體外貿賬戶和作為影子金融系統的區塊鏈。他用盡各種手段圍堵，卻發現窟窿始終捂不完，西方總能想到辦法給高官和富商提供走資渠道。
這讓習近平心中十分焦灼，他擔憂資本奪路而逃，最終會把中國掏空；一旦政府陷入財政困境，他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但習近平的對手也反過來認為他的鬥爭路線在加速環境惡化，而且他公私合營的計畫搞得人心惶惶。他執政這十年，已經成為了改革開放以來內政外交最低迷的時候；大家質疑就算把資源交給習近平，他的政策也是個無底洞，會率先把中國掏空。
習近平的危機三：絕對不忠誠
習近平和資本的戰爭，其實代表著他與整個官僚系統的對立。他並沒有國家的觀念，甚至都沒有政黨的觀念。人們看出他不但固執，還過度自私，會為守住權力而傷害國本。從政的大忌就是為一己之利而罔顧國體，但在國家利益與自我權力衝突時，習近平毫無疑問會犧牲前者；他願意接受一個破敗的中國，也不能接受權力的旁落。
這導致他在政治鬥爭上有些不計後果，正如他為了個人權威，不惜犧牲國家經營了幾十年的國際關係；在中國與世界對抗的初期，美國曾向中國表示，雙方的關係正在趨向零和博弈；西方各國也一直告訴共產黨，不要把經濟糾葛上升到政治層面；這都是在提醒中共高層，讓他們儘快遏制對抗主義。但習近平以此步步進逼，最終迫得對方採取政治回應－西方重提民族和人權，並停止對中國的官員提供財產庇護，而美國也出台法案禁止侵犯人權的官員入境。
這破壞了官僚系統最核心的利益，因為他們不能進入西方國境，就等於隔絕了自己的財產；一個獨裁者能受到多少擁護，歸根結底源於他能創造多大的共同利益；而這也是大家不願推翻鄧小平路線的原因。但習近平的自我意識過強，把整個國家乃至政黨都視為他的獨佔利益。除了自己身邊的犬馬，他幾乎傷及了一切人。
而且他心中有一種偏執，認為一切人都應該不計代價地擁護核心。如果大家都願意就範併合作，那麼自己就有足夠的力量去貫徹意志。但官僚們根本無法認同這種態度，他們不可能在習近平顯著的錯誤下去支持他。而這也導致習用強勢的態度去壓制整個官僚系統，以維繫住越來越分裂的政治基礎；他像拉扯提線木偶般，強行讓整個國家跟隨他的步調。
然而這樣的管理讓整個國家都處於缺乏生機的狀態，自習近平登基以來，中國的官場變得異常壓抑；官員在工作上非常消極，很多人希望用一場苦熬來換取明天。但他們看到習近平修改了憲法，打算在皇位上久居不下時，就感到了一種綿無絕期的惡劣情勢。
而這種僵持的局面是無法持續的，總會出現破局的一天。習近平會越來越孤立，甚至他的支持者也會內心動搖；因為他們看到習近平一意孤行，擔憂自己也會跟着前景黯淡。而且習近平性格剛愎狹隘，做他的臣屬十分吃力。他時常與屬下爭功，並習慣把過錯歸咎於他人；他的很多政策都不具備現實性，但他總是責怪下屬們執行不力。 這導致習近平的僚屬關係不太穩定，從他就任以來，很多人曾紅極一時，後來卻慢慢淡出或落馬－王岐山曾經是他的親密夥伴，但後來逐漸被邊緣化；孫立軍和傅政華都曾是他的打手，但卻接連落馬被查；王健林在習近平任職三年後成為中國首富，並曾讓習近平的家人持股萬達，但最後卻在資本出海的問題上遭遇清算；還有一些當初被習近平所賞識的高級網評員，也是心猿意馬，在瘟疫爆發期間與他分道揚鑣。
這可能讓習近平感到政道滄桑，人心難測，也讓他在人事任用上頗有顧慮；因為很多人都是前任元老的走卒，雖然對他表了忠，但他擔心這些人二次變節。習近平曾公開表示自己憎惡「兩面人」，他一再提出「絕對忠誠」，強調「旗幟鮮明地反對『偽忠誠』。」他擔憂身邊出現蘇秦那樣善於縱橫術的陰謀家，而他又拿不準誰是這個人，因此時刻提防著身邊人勾結和密謀。
這種狀態讓習如履薄冰，他一方面要依賴身邊人，一方面又擔心被他們倒台；這讓他在風險防範上草木皆兵。他曾去香港視察，其保鏢嚴密的程度駭人聽聞；香港當時出動一萬警力保持戒備，本地民眾從未見過如此驚人的陣仗。同樣地，習近平在武漢疫情後，經過一再拖延終於前往慰問；安保人員前仆後繼，將他水泄不通地圍繞，而整個武漢也是一步一哨，四下風聲鶴唳。
不過這種危機感也並非空穴來風；外界一直有聲音在刺激習近平，經常有不明來源的消息傳出他身體不適，又或者說他有了接班人；儘管他抓捕了黨內給他指定的繼承人，但仍有風聲說他將被取而代之－這種小道放風的現象，透露出有人在測試整個中國的反應。
而這也讓習近平處於惴惴不安中；他無法確定哪些人對自己還保持著忠誠，只能一再對身邊人進行清查；他要消滅一切顛覆他的企圖，他不能容忍像胡耀邦和趙紫陽那樣失去權力，因為他還有許多未竟之志；他還需要另一個十年或者二十年。
綜述：逆流泅泳的帝王
十年前，人們在考慮習近平將把中國帶往何方。但十年後，人們更應該考慮他自己將走向何方。
他是個準備不夠充分的領袖，有些倉促地應對着這個變化過快的時代。而且他運氣不好，在任期內正好遭遇經濟的下行；國家的兩個經濟支柱，人口紅利和房地產，都開始面臨轉折點。這意味著中國的製造業會衰弱，同時土地財政也難以為繼。並且中國的經濟活力太低，難以激活居民內需作為另一個支柱。而與此同時，國內資產價格高企，實體行業凋敝；工人抗議，農民討薪，金融難民討債，這些事件的數量都遠超習近平之前的時代。而此時中美交惡又引發了貿易戰，讓出口面臨困阻；且在突如其來的疫情下，習近平把內部矛盾延伸為國際對抗，導致了新軍事競賽的興起。
其實這些問題未必是習近平個人所導致，但專制制度有一個特徵，就是它欠缺代議制下的長效機制，因此存在很強的周期性。所以對執政者來說，天時地利很重要；領導人不但要生逢其世（家世），還要生逢其時。而習近平上台時，中國的經濟紅利已經在變弱，但遺留問題卻開始顯現。並且習近平的個人作風又帶來了一種負向反饋－在政治周期本就對他不利的情況下，他卻採取了一系列偏激的作法，從而加劇了事態惡化。
這些因素會營造出一種對他不利的氛圍；因為中國傳統觀念認為，皇帝受命於天，必然受到上天眷顧；所以國家風調雨順，才能證明當政者是天選之子。然而習近平上台後，國家的內政外交卻連番受挫，經濟也陷入全面性的衰退；而且近十年來頻現天災人禍，甚至在2016年出現熒惑守心這種罕見的凶象；這足以讓任何一個皇帝感到恐慌，但習近平卻又遭遇了中國百年難遇的疫情，而這種規模的瘟疫往往預示著王朝的衰敗；上一次遭遇大瘟疫的領袖是慈禧，而再上一次是崇禎。
對一個皇帝來說，如此多不祥之兆集於一身，會帶來一種暗示，表明他並非天選之子，而其實是上天的棄兒。
這讓習近平異常焦灼，他不停地修補著政權上的一道道創口，並迫切地希望創造一些事蹟來證明自己；這讓他的政策總是風疾火燎；例如他要整頓市貌，北京就開始清退低端人口；要搞技術突破，就開始芯片大躍進；要節能減排，工廠就限電停產。
自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政治就沒有如此混亂過。行政部門為了達到習近平的指標，時常處於首尾不相顧的局面。雖然習也做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改變，如改善財政分配，裁撤冗員，以及精簡公務流程等；但他沒有迎來好感，因為體制內十分抵觸；公職部門集體不作為，政府把壓力層層向下攤派；民眾沒有覺得行政體制有多大改良，辦事依然困難。
習近平本希望掌控一切，但卻讓一切失序；他感到一切都在與他為敵，甚至上天都與他為敵。在這種處境下，他指望通過政治高壓來扭轉局面。在習近平的統治下，國內烽煙四起，充滿討伐之聲；他打擊宗教，打擊民運，打擊少數民族，打擊律師，打擊境外勢力；但在打擊完後留下了一片片焦土。他要推翻很多東西，但又無法讓它們變得更理想。雖然他也強調發展科技，升級供應鏈。不過他的權力意識就像一個漩渦，無論創造多少資源，都會消耗於其中。
這種自我中心限制了習近平的格局，他的世界觀很虛幻，而且思路上的盲點太多，這些盲點本可以被集體領導機制所防範，但他卻削弱了這種機制。他希望通過連任去自我證明，但卻攤開了一個無法掌控的局面；他想要改變中國的社會結構，想要主導第三世界，還想西方認可他的政治地位。當他無法獲得這些認可的時候，他就打算關閉國門，給全民做政治改造；但今時不同往日，技術潮流將把封閉的中國和世界的差距拉大，國門最終還是會被推開。
習近平面臨的終究是一個與自己理念不合的時代，他在時代的浪潮中逆流而行，但卻希望整個國家給他護航；他心中相信，這只是蛻變前的黑夜；通過自己的一鼓作氣，他最終能夠力挽狂瀾；他會宣告自己將帶來一個跨越式的里程碑，並解決一切的歷史遺留問題。但大家都知道，他更可能鑄成不可挽回的歷史錯誤，而這些錯誤將花費國家幾個世代去償還。
綜述－習近平和薄熙來一：同代傳承
習近平可以說是地位十分尷尬的一個皇帝，他在一開始把自己的起點定得很高，從而讓自己走了背運。因為他的錯誤都會在他的宣傳下顯得格外刺眼。並且伴隨著他一步步走下坡路，人們也越加感到懊喪，認為中國被他帶入了一條歧途。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會越發地懷舊，尤其是懷念與中國政壇失之交臂的薄熙來。他和習近平屬於同輩，也曾被人們寄予過領袖的厚望。人們時常想起他的樂觀和積極，認為如果他還在，中國的景況不至於此。很多人認為他運氣不好，因為一些疏忽而斷送了自己，以至於將高位拱手讓給習近平；而每念及此，人們的惆悵都會加深。
人們會通過習近平聯想到薄熙來，是因為他們有很多相似點，但是形象落差卻很大。薄熙來曾是政界的明星，朝氣蓬勃，口才過人，這讓話不離稿且磕磕絆絆的習近平相形見絀。薄豪邁而灑脫，喜歡與民眾面對面交流；而習即便是未擔任最高領袖之前，也不敢隨意走到民間去。薄像一個活躍而開朗的西方政客，而習更像被體制熏陶過度，顯得枯燥和刻板。
不過儘管有這樣的差別，他們之間卻存在一種同代傳承的關係；習近平在某種意義上繼承者薄熙來的衣缽，並將他的政治影響一直傳播至今。從根本上來說，習很欣賞薄，不僅欣賞他的手腕，還欣賞他的個人風度。薄熙來給了他很多政治觀念上的啟發，並讓他在政策制定上有所借鑑。
首先兩人在權謀上都具備相當程度的破壞性，是那種敢於打破政黨內部平衡的人。薄熙來最著名的政治遺產就是在重慶掀起歌頌紅旗的熱潮，以博取政治地位。而習近平在集權之路上，也是採用向紅色文化復辟的方式，為自己創造政治擁護。同時薄熙來藉以整頓風氣的打黑運動，也被習近平所承繼；在重慶時薄熙來的口號是「掃黑除惡，專項行動」；而習近平的口號則是「打黑除惡，專項鬥爭」。
此外薄熙來喜好以刑獄手段去打擊異議人士，他曾在打黑過程中抓捕過辯護律師和民間企業家；而習近平更是不遑多讓，一舉發動了讓世界震驚的律師和維權人士大抓捕，其規模亦遠非薄熙當年來可比。
而且薄熙來一度想加強對社會的監控；當時王立軍計畫在城市安置數百萬攝像頭，打造平安重慶。而這一概念被習近平所實現，他主政後急劇擴充監控規模，直至中國成為這個領域的翹楚，在世界人均電子監控數量上囊括前五的排名。
而近年來習近平所提出的「共同富裕」概念，實際就是薄熙來在重慶主政時所提出的「共富十二條」的翻版。人們看到即便薄熙來淡出了政壇，他的想法還是被嵌套進習近平的政策中。可以說在很多方面，習都是他的私淑弟子。
但這種現象導致了一個直白的結論，就是認為習和薄是一丘之貉，兩人無論誰上台都是中國的災難－然而嚴格說來，兩人只在維護體制上有共性，而在政治認知和個人素質上，卻有著根本的差異。 比如習近平剛上台時，曾有意無意地效仿薄熙來式的個人魅力，試圖展現一種融貫東西的風格；但這遭到了失敗，因為他並不具備相應的內涵。薄熙來深得宣傳精髓，他能由內而外地散發影響力，吸引人簇擁在他身邊；反之習近平過於依賴炒作，他每到地方視察，總有人聲嘶力竭地高呼萬歲；這看著更像一種諷刺。他對外宣稱每天游泳，卻沒人見過他下水的樣子；倒是薄熙來留下了赤膊上身，帶著泳帽活動的照片。
顯然薄熙來有一種渾然自成的從容，而習近平則表現木訥，風格不明朗；所以儘管兩人都豢養網評員，但薄熙來用網軍是攻，習近平是守。薄搞宣傳是為自己錦上添花，而習更多是為了遮醜；薄時代的網評員多少有一些文風，懂得偽裝客觀；但當代網評員則素質顯著低下，充滿謾罵和侮辱性言辭，即便是外交部都呈現出下三路的傾向。因此薄熙來的外宣能增加他的光環，而習近平的戰狼外交卻引發了全世界的厭惡。
而且薄熙來喜歡結交文人，讓知識分子為他助陣；他和江澤民這類領袖一樣，有一種吸引文人的風範；因為知識分子多少帶有一些風骨，容易被人格魅力所征服。而習近平並不具備這種特質，所以當他在國際上念書單時，嘲笑他最狠的就是知識分子，而這也讓習更傾向於把他們當醜老九批鬥。
其實對薄熙來的模仿，讓習近平處於了比較劣勢，會讓人自然地拿兩者做對比；相對來說，薄熙來更像一個活生生的人，而習近平則像一個沒有特色的官僚樣本。以至於到了今時今日，很多人寧願支持在監獄中的薄熙來，也不願支持在龍椅上的習近平。
綜述－習近平和薄熙來二：迥然不同的中國
從個人起點來說，薄熙來顯著高於習近平；他得天獨厚，凡事都喜歡拔得頭籌；不過在專制體制下，最難容的也是這種人。就這個意義來說，習近平要更幸運一些；而這種幸運在一定程度上是源自他的家族－在文革浪潮中，習仲勳和薄一波都被打倒；薄一波在1978年獲得平反，習仲勳於1980年平反。兩人都回到了中央，但薄一波在大小事務上都支持鄧小平。而習仲勳的性格更率直一些，也不太官僚化；他在89年學潮中為受到批判的胡耀邦仗義執言，這並不符合鄧小平的意志，也造成了兩個家族權位的分野；薄一波一直是黨內決策的重要人物，而習仲勳的成就則更多在經濟建設上。
習仲勳於 2002 年逝世，這時習近平是浙江代省長，薄熙來是遼寧代省長；但此時薄的光芒轉盛，他的家族也在為他的升遷造勢；薄一波直到2007年逝世，都在為兒子的政治前途奔忙；而薄熙來敢於行為出格，也大多是由於家族的庇佑。
就此來看，他受到父輩的蔭蔽要比習近平更隆厚；而且薄家的風格較進取，習家則低調很多；且顯然地，習近平要比薄熙來更隱忍。相較於習，薄有一個顯著劣勢，就是他過於招搖，不擅長「隱性施政」。而這一點習近平做得更好，他通常不把政治意圖上升為明文政策，往往不露痕跡地施政。正如他唱紅的聲勢雖大，但從不將其標榜為一項運動或政策，所以很難招致攻擊。
這種區別造就了他們截然不同的執政思路；習近平更傾向於傳統和保守，因為他就是這樣一路走過來的；而薄熙來作風前衛，更像一個西方式的官僚；這並不是說他的意識已經被西化，而是他看到西方社會的成熟；他並不喜歡封閉和僵化，哪怕在官方場合，他也喜歡氣氛活躍。
因此薄熙來制定政策比較開放，他敢於創想，也善於因地制宜，因此在大連和重慶都能成功；這斷不是習近平動輒就打造一個雄安新區所能比。他沒有薄那樣的自信，過度的自由化會讓他不安；他更傾向於政治優先，而且不敢輕易放權。所以即便他照抄薄熙來的政策，很多時候也會攪成一灘渾水；因為他會將同樣的政策演化出不同的目的。正如兩人都唱紅，但對薄熙來而言這只是進身之階，他會見好就收；而習近平卻打算將其作為政治常態。而在打黑上面，薄熙來很大程度是為了改善社會生態；而習近平則是要創造核心擁護，換言之，黑社會和宗教，民主人士等並無二致，都是異端。
而在經濟理念上，兩人更是存在根本的差異；薄熙來很重視經濟，因為他清楚經濟是執政之本。在這一點上，他可以局部地拋開政治立場，採取務實的態度。但在習近平這裡，經濟倒像是權術的延伸；他在很多概念上效法薄熙來，但都是一種障眼法－他宣布要改善民生，平抑房價，但卻在上任後掀起了最瘋狂的房地產炒作；他提倡脫虛向實，但卻熱衷於龐氏經濟和資本遊戲；他聲稱要擠泡沫，但卻將債務擴張到GDP增長的兩倍，並在執政的十年內將貨幣發行量翻倍。
最重要的是，習近平身上有個很突出的特點，就是他帶有一種天生吸血的特質；他採用著高支出的治國模式，並任性地把國家當作供血機器；一旦有需要，他就會向社會抽血。他把創造力都用在了發明政策上，而這些政策只是為了變相地收割財富。
相對而言，薄熙來雖然手腕粗放，但絕不會破壞經濟根基；他懂得如何去創造一種經濟常態；而這正是習近平難以領會的一點，他無法探究薄熙來政策的內核，也難以在自我需求與現實環境中取得一個平衡。
很多人一直相信，薄熙來比習近平更適合主政中國；雖然共產黨不一定喜歡薄的方式，但他行事更理性，經濟思路更成熟；他不會把政治運動升級，而習近平則存在這種風險。而且薄熙來比較重視底層的生息，他的政策多少能讓社會雨露均霑。雖然他同樣是體制的捍衛者，但他會保留社會的活力，而不是像習那樣從上至下地搜刮，讓人難以喘息。
在習近平來說，他對薄熙來態度正如使達林對托洛斯基一樣；他既佩服這個人，又擔憂他的影響力；薄的聲望曾一度超越國家最高領導人，並受到廣泛的擁護。無論在民間還是官僚系統中，他的影響力都沒有消失。而審視今日的局面，不免會讓越來越多的人懷念他，而這更讓習近平感到介懷。
在薄熙來倒台後，習高調宣揚紅色文化，其中多少存在著與其爭奪紅色遺產的意圖；正如他在疫情期間爭奪抗疫指揮官的稱號。同時他極力清除著薄執政時的痕跡；他拆除了大連的華表，廢除了女騎警，並撤掉了重慶的交巡警平台；不過他最難清除的，還是自己身上那層薄熙來的影子。
綜述－習近平的民主之路
在近代領袖中，習近平可能是繼薄熙來之後最不循常理的官員。如果說人們對薄的開放態度會想入非非，那麼對習的政治倒退就感到捉摸不透。曾有人認真地對此分析，得到一種結果是習很可能要搞民主－這種表態不是為了整蠱或反諷習近平，而是自他上台以來就一直呈現出某種反常現象，這些反常並不符合他的政治定位；雖然他一直表現得像一個專制者，但這種專制顯得過於刻意和突出；而且就中國的現狀來說，和平演變的可能性並不大，人們一度對民主的前景感到無望。但自習近平當政以後，卻帶來了另一種啟示，就是民主更可能在一種破而後立的環境中產生。
這種觀點是基於習近平執政軌跡中的現象分析－在作為政黨最高領導人的十年間，他推行了很多極端的政策；這些政策乍看之下是在鞏固權力，但卻對現行制度進行著一種破壞；這種破壞從他執政之初就不斷地滲透進國家的各個層面，並層層消蝕着共產黨的執政根基。
這其中有一個支持論據，就是習近平的很多決策看似毫無章法，但卻精準地攻擊到政權的每一個命門。他幾乎以一種外科手術式的手段，在不斷地拆解這個集權政府。無論經濟，民生，還是外交層面，他都製造了很嚴重的困境；而且他在執行這些政策時顯得義無反顧，直至把問題推進到一種不可挽回的地步。
顯然，習近平正在很多方面斷絕著政黨的後路；而這引出了一個推論，就是他可能保留著父輩的影響，畢竟習仲勳很開明；但這個開明的人卻看出黨內的抵制力量很大，在既定條件下不可能達成改革。而如果習近平轉換了策略，採用一種政治倒退的方式，反而更可能顛覆制度。
對政治家來說，家族傳承具有很大意義，例如薄熙來身上就可以看到薄一波的影響。人們一直懷疑習近平是否也在貫徹父輩遺志，利用集權引發變革。他雖然從未表露過任何民主傾向，但其舉措卻在創造民主的條件；而這種行動，必須要對中國的政治結構十分透徹才能勝任。很多人從頭到尾都在懷疑，習專制的外表下是否別有一番民主用心；人們越看他，就越覺得他才是那個想顛覆政權的人。
不過很多抱有這種想法的人，也一直在否認這個觀點；因為習近平的氣質太不符合，他顯然更像一個步履維艱的獨裁者。但其實對這個問題，也可以換一種思路看待，就是以目的論的角度去考量－即便拋開習近平本身的意願不談，他的行為也在引發一場變革。而這就涉及到了中國實現民主的形態－當前中國的民主思想大多還停留在不切實際的階段；人們往往幻想領袖變得開明，然後自覺地推動民主；而這也是明君思想的另一種版本。不過期待獨裁領袖們顛覆自己，這本身就很荒誕。在專制國家，政局的轉變更多是時勢使然。所以與其寄望誰會搞民主改革，不如考慮誰更能促成民主的條件。
比如人們就對薄熙來抱有過政治改革的期望，但薄熙來更可能帶來一種軟性的獨裁，讓人民麻木；相較而言，習近平更可能給專制掘墓；因為他存在很多思想盲區，而且比較倔強；他不容易覺察到社會的末日氣象，因此不會在政策上有所收斂。就好比毛澤東的文革將國家推向破滅的邊緣，如果不是鄧小平，這種危局就很難說會發展到什麼方向；這一點對習近平同樣適用，當他把一種政治狂熱推向極致，就會不可避免地導致政權崩塌。
歸根結底，中國的障礙在於封建殘留，在常規狀態下即便發生民主改革，也可能因為觀念和困阻而倒退。因此就算人們不喜歡習近平，但他在這條專制之路上越久，其破壞就越深入。雖然這條路會給中國帶來陣痛，但變革也會更徹底。
所以即便他是弄巧成拙，但對結果來說也並不重要。只要他的行為能促成專制的解體，那麼就具有積極意義。中國幾千年，被極權所葬送的政權比比皆是，習近平也許能做到所有民主人士都做不到的事。古語有云：兵者，詭道也。，政治對普通人來講本就難以理解；並且從歷史也可以看出，重大的變革通常都是節外生枝，而不是以大眾所預期的方式發生。
習近平的終點
習近平是中國近代的一個標誌性領袖，他像燈塔一樣顯示出專制政權的周期性困境。而且作為一個局中人，他很難跳出政治立場去認知這一點。因此當歷史的退潮來臨時，他試圖創造一股逆時代的力量去站穩腳跟；不過這卻讓他在一片困難中擱淺。他希望為自己爭取多一點時間，因此提前宣示了自己的歷史地位－他把中國分為三個時代，將之前的中國定義為毛澤東和鄧小平的時代，而他則是新時代的締造者。
這種做法把習近平的自我宣傳推向登峰造極，人們看出他為挽留政治地位，已經無所不用其極；因為毛鄧是他完全不可與之比肩的人；而習近平在宣傳上把自己無限拔高，就是為了去攀附這兩個共產黨的巨擘；他像唱獨角戲一般強調著自己的重要性，做了後輩才應該做的蓋棺定論。
共產黨從沒有這樣的先例，顯然習近平的政治氣數已到了強弩之末，而他卻很不甘心；他終究不是一個扭轉乾坤的人，對中國和共產黨來說，都只會是一個過渡領袖。而且他已經走得太遠，甚至超出了應有的預期。以至於有人疑惑，黨內為什麼能如此容忍他，讓他把國家搞到今天這般境地。
其實這是由於習近平最大程度地利用了中國的行政結構，以中央警衛局和其他監控手段去管控黨內高層，因為他是一個掌控欲和危機感都較重的人。不過更根源性的因素是，共產黨處於建政後的穩定期，已經很難產生強大的反對派；通常打江山的那一代人在執政地位上相去不遠，因此很容易把權力鬥爭推高。而那些享受既得利益的後代們，不像他們祖輩那樣直面過戰爭，帶有一股殺伐氣；他們早已在安穩和逸樂的生活中變得萎靡，而且容易患得患失。
而此時如果出現一個性格強勢且具備權術特質的人，就能夠造成對群體的壓制。而且就性格來說，習近平也的確比其他人更橫得下心。也就是說，習的優勢在於黨群太弱，才得以讓他威風八面。如果放在二三十年前的政治環境，這種治國方式早就被叫停，他自己也會被元老們罷黜。
顯然黨內已經很難制約習近平，不過他卻免不了敗於自己之手；因為他的執政方式難以為繼，只會造成越來越破敗的局面，讓他堅持至今的是一種性格上的執拗和失去退路的無奈。他一直沒能獲得讓內心得以支撐的信念，而更像在執行一種權力本能。針對這種脾性，黨內一些人會採取順水推舟的態度去慫恿他，他們會堵塞他的言路，並為他的錯誤圓場；他們會把他推入一個無以復加的境地，並把所有仇恨都引到他身上去，然後讓他為共產黨的周期性困難承擔責任。
而此時的習近平，已經無法跳出這種局面；他一直在追逐一種理想的極權主義，而這卻被現實中的各種權術所利用－黨內有人煽動他走向極端，從而創造政治契機；歐洲在利用中美的角逐，去佔據更多的市場；而新興國家則鼓勵中國與西方割裂，以推動其產業鏈流出；同時美國也在利用習近平的攻擊性，去挑動亞洲的局勢；甚至就連民主人士們，都寄望於習近平連任以拖垮共產黨。
或許一直以來，習近平都認為他能改變世界；但在既定利益面前，他必然會被全盤推翻－中國與世界經歷了幾十年磨合，不可能因某個人而決裂；共產黨也不會為習近平的一己之利去與世界冷戰；倘若他執意破壞共同利益，最終會觸犯眾怒。而此時對他來說就很危險，因為大家會採取反習不反共的策略；兩邊的高層會建立協作，去引導一場政治變局，把習近平和共產黨切割；而這會讓他遭遇一個牆倒眾人推的局面，並成為政治妥協之下的獻祭。
或許習近平不會預估這樣的結果，但他也會感到前路迷茫。其實在以前，他也有過清澈和豁達的時候；在一些早年的影像中，曾記錄了他的過往－他當年接受採訪時，顯得思路流暢，吐字清晰，且流露出一種罕見的真性情；此外在一段家庭錄影中，他向大家說：「一個人最好還是要保持本色。」。
但他最終失去了本色，從前的他和現在判若兩人；他早年雙目有光，顯得平和而謙遜；但成為中國領袖之後，卻日漸衰頹。他的面容和氣質發生了很大變化，幾乎以目力可及的速度在老去，並且整個氣場都在衰敗。
這種轉變讓人匪夷所思，因為他的神采就是伴隨他的政治升遷而消退的；或許成為最高領袖讓他失去了很多東西，包括他曾擁有的那些淳樸的事物－他的家庭，婚姻和友誼。儘管他保留了政治博弈所獲得的勝利，但仍是一個階段性的勝利者，並且失去了很多自主。 就他的現狀來說，已經很難在從政之路上持續走下去；2022年將會是他最大的轉折點，即便他能用某種魔術式的手段獲得連任，他也會面臨滿途荊棘，並在2027年前迎來全面的破敗。他陷於強烈的自我偏執，以致於把政治過度理想化；他的處境和袁世凱當年相似，整個統治期都處於一種反差的時空中。他可能在內心上把自己奉為千古一帝，但最終會明白這不過是黃粱一夢。而這種理想和現實的落差，往往會成為一個執政者最致命的傷口。
習近平很可能遭遇一個落寞的收場，對他來說，該來的總會來；人們不會固守不切實際的幻想，去跟隨他一起覆亡。即便是他的支持者，也會與他漸行漸遠。而當大家都離去，只把他一人留在寶座上煢煢孑立時，也就是他的政治生命壽終正寢之時。
（完）2022年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