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第 58 屆金馬獎上周二公佈入圍名單，其中獲提名最佳新導演及最佳剪接的香港電影《少年》，講述一隊「少年搜救隊」在反修例運動期間，四出尋找一名欲自殺少女的故事。最吸引媒體關注的，除了電影以反修例為背景之外，還有預告片最後一句 — 「香港不能公映」。
儘管《少年》不在港公映，入圍消息甫出，中聯辦控制的《文匯報》已隨即炮轟《少年》「涉犯國安法」，更點名導演兼編劇任俠、編劇兼監製陳力行，稱他們曾在不同場合「抹黑香港國安法」。
「又係呢個問題？」任俠看著陳力行、聯合導演林森苦笑道。
他們說，連續做了數個訪問，每個記者都問有沒有被捕準備、會否不能再拍「主流電影」，三人語氣流露不解，「拍電影啫，又唔係拍人裙底。」任俠笑言，如果要計算什麼可以拍、什麼不可，那就不是創作，而是做生意，「嚮往自由嘅人先拍電影，我相信我同另外兩位都係嚮往自由嘅人。」
三個《少年》主創人，經歷中途停拍、演員退出、資金不足，其中兩人再自資共 20 萬元，因他們相信《少年》最終不會是一部走向囹圄的電影，而是一份通往自由、誠實的創作。
一度停拍、沒資金、演員退出
同為 30 多歲的三人身穿黑和灰的 T 裇，近日入圍金馬後連續做了數個訪問，這天表情初時有點木訥。這樣子的三個男子，昨天受訪時在街上也無端被警察截查，「講緊仲攞住個飯盒喎」，任俠笑說。
儘管三人名字在外界未必為人熟知，但在電影圈內也絕非名不經傳。任俠與林森均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電影學院導演系，前者曾擔任陳果導演編劇及副導演，2016 年憑描繪極權未來的短片《螻蟻》獲鮮浪潮最佳導演、IFVA 公開組金獎，憑《紙皮婆婆》獲金馬創投百萬首獎；後者的短片《綠洲》也獲得鮮浪潮特別表揚，更在 mm2 新晉導演計劃獲大獎，剛完成一部電影長片。《少年》編劇的陳力行則曾在倫敦讀電影研究學士及碩士，均以一級榮譽畢業，現職理大講師，與任俠同為創作組合「豐美股肥」（Phone Made Good Film）的成員之一。
儘管往績不少，但林森笑言今次是第一次收到這麼多訪問邀請，「以前拍啲嘢邊有人理喎。」
任俠說，在反修例運動期間初時聽到一群互不認識的人一同去尋找自殺者時，覺得很像武俠世界裡志同道合的義士，加上事件本身已很像電影故事結構：有一個目的、有很多障礙、最後不知會否成功。當年曾親身參與搜救隊的任俠回想，最深刻是《少年》其中一位 18、19 歲演員告訴他，曾大海撈針般在屋邨尋找欲自殺者，四處大叫網名「薯條姐姐」，「其實好柒，都唔知個人係咪真係想自殺，但為咗救人，佢哋扔低尊嚴，呢樣嘢好觸動到我」。
2019 年 7 月，「少年搜救隊」的構想逐漸成形，但三人苦思了很久該如何呈現抗爭場面：拍攝資金僅 60 萬的《少年》，不可能負擔重演抗爭場面的支出。有朋友建議，不如直接去抗爭現場借景演出？三人一致反對，不想違背了現場抗爭者的目的。
有一晚在其中一人的家中，眾人飲到「啤啤夫」時，突然播起了哥普拉的《Dracula》，「有一場就係成個剪影去交代中世紀戰爭，就覺得不如我地就咁處理囉」。
最難拍的場面終於找到解決方法，到 2019 年 10 月，《少年》正式開拍了 7 組。任俠直言當時情況「濕滯啲」，不少年輕演員受進行中的社運影響，演出時情緒受困擾，「我同佢（林森）成日拍完都要去個別輔導一啲演員，請佢飲酒又好、約佢邊度傾計又好，成日一個傾完又到下一個」。
「不過原來勉強無幸福」，任俠說，2019 年 11 月香港氣氛更低迷；陳力行指，原本理大團城事件過後，眾人打算再開機，卻又迎來疫情爆發，《少年》無限期停拍。林森解釋，由於演員和團隊或有人覺得不知要等多久，也有自身的安排與生活規劃，部分演員也在停拍期間退出。
任俠指，那段時間三人也有迷惘，再加上資金出現問題，拍《少年》像是一個看不到終點的過程。不過，三人堅定地說，從沒有想過放棄，因為仍有留下來的團隊成員，「當初有同佢地講係好難嘅 project，如果佢哋咁都願意參與，但我哋放棄，好講唔過去」。
任俠形容，儘管沒有信心可以拍到 100 ％ 完成度的《少年》，「但開始咗就要做完佢，做人基本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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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電影嘅人就係要拍電影
於是三人嘗試挽留原有的演員，然後開始招新演員、修改劇本、綵排，他們又把已拍了的片段剪成預告片，私下向朋友眾籌，但資金仍不足，當時因疫情停工已久的任俠和陳力行，驀然再各自自資 10 萬元，才終於成功再開機。
記者問他們，每人扔 10 萬蚊出來的心態，是視之為有回報的投資，還是單純地扔錢出來拍電影？「前者，」有點呆呆的陳力行說，「前者係有回報喎，你瞓醒未？」任俠問。「啊，後者，」陳力行笑笑更正。
記者再問，不怕電影無法公映，最後血本無歸嗎？任俠說，「拍電影嘅人就係要拍電影，你唔會話一定成功我先拍，你拍完無人睇咪無人睇，唔通『哎呀，屌，早知唔拍啦』咁？咁點啊？咪擺落櫃桶底再寫過第二個劇本囉！」
2020 年 9 月，《少年》劇組重新出發，再拍了 15 組，當中部分是重拍已退出演員的戲份。不過第二次拍攝再沒有上次的演員問題，陳力行說，有一次團隊被截查，當警員看到有假的抗爭道具時，立即來了 20 多個防暴增援，抄下眾人身份證再放行；翌日，或許是因為被防暴包圍過後，一名演員在後巷演出時，把自己情感放進了劇情，爆發得很好，令幕後人員都看得差點飆眼淚。
另有一天，八號風，飾演自殺少女的演員站在大廈天台上，幾乎半個人都站了出去，「佢好投入，成個人變成咗個角色」，此為任俠最喜歡的一幕，也令他對《少年》演員沒有得到金馬提名感到扼腕。
如是者，排除萬難地，《少年》終於成功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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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搵錢要跪的話 我揀有型」
拍攝艱難，但拍攝完成後找片商的工作更難。
任俠指，《少年》的第一剪已經很令人滿意，三人都看到喊，不少片商看完也給予正面反應。不過，片商卻也坦白表明，因現時的形勢，不能幫《少年》發行。
「香港不能公映係客觀事實，唔係我哋主動選擇」，任俠說。訪問當日，《文匯報》仍未刊出炮轟《少年》犯《國安法》的文章，三人也明言沒有收到「警告」，但他們指，各媒體的記者都不約而同地問他們有沒有各種心理準備。
「我哋唔 prefer 諗呢啲，因為我哋唔想散播任何恐懼」，任俠認真地說，「點解我哋光明正大拍一套戲，要驚坐監？」
陳力行指，以現在的理解，三人沒有做任何犯法事，故不會想有何後果；林森也明言，沒做任何「風險評估」，寧願集中精神投入在創作本身，「唔應該比一個框框限死自己，好似你做咗呢樣就唔做得呢樣，都未有人畀任何壓力你時，你就已經開始恐懼同設限。」
任俠說，電影應是通往自由的窗口，如果計算左右、只拍攝「可拍攝」的內容，那便不是創作，而是一門生意。他認為妥協只是慢性自殺，即使是拍攝所謂「主流電影」的人，未來每當拍攝警匪片時，同樣也要擔心會否不過電檢；他又以不少公民組織妥協後仍被迫解散作例，指沒人知道妥協是否會帶來一個好結果，至少現在他們問心無愧。
「我覺得做創作快感係高於名利。我都想搵錢㗎，但你叫我而家搵錢要跪嚟講，我揀有型囉。講句嘢都要驚得罪邊個嘅話，我唔想咁柒。」任俠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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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鼓勵 所以同行
談及金馬，另一套最常被拿來與《少年》相提並論的電影，便是周冠威的反修例紀錄片《時代革命》。任俠口中的「唔想散播任何恐懼」，也是周冠威近月常掛在口邊的一句。
任俠回想，金馬公佈入圍名單前幾天，周冠威剛好有事打給他，任俠告訴周冠威《少年》入了金馬複選，周冠威開心回應，「我都報咗，希望我哋可以係台灣見啦」，任俠笑著回應，「唔好『同倉見』就得。」周冠威立即報以粗口，「睬過你咩！」
當形容周冠威時，任俠特別提起記者在提問時用上了「未有事」一詞，令他想起了大眾一直對周冠威的「旁觀」態度，「我都係想問其他電影同行……如果你預咗佢一定有事，你做咗咩去支持佢啊？或者你會唔會做咩去幫助佢？定只係等睇佢幾時有事？」
他又指，周冠威以真名署名《時代革命》的勇敢，鼓勵了《少年》的三人。「既然我哋係仰望佢 ，咁我哋咪同佢一齊行囉，就企係佢隔離囉，呢個就係我地嘅態度。」
林森說，希望大家可以常態一點面對事情，每個人都在不同崗位，堅持自己專業所信仰的價值，做好自己本身做好的那件事，「有時啲恐懼，可能唔係外界比你…但我哋又唔係做啲乜野，點解要咁快畀咁多恐懼自己呢？」
記者再問三人，現今時代，做電影最重要是什麼？
林森答，是真誠。陳力行說，要有 Vision，就如戒不了 hard drug 一樣，戒不了電影。任俠則是簡單六字：「唔好齋講唔做」。
後記
可能是近日被問太多重覆問題了，三人似是有點悶，尾段突然反客為主，反問兩位記者，為何這時勢仍要做新聞。記者答案在此不贅，也離不開「做得幾耐得幾耐」和「記錄歷史」等等回答，還補了一句，不想廿年後沒人知道有一套戲叫《少年》。陳力行思考一陣子後向記者說，其實大家的原因是一樣，只是形式不同。
又，提起其他導演接受訪問，通常是為了宣傳、催谷票房，但三人顯然不用為此奔波。連日受訪、重重複複回答同一些問題，所為何事？
任俠半開玩笑說理由很簡單，「我最近單身，想多啲人留意到，任俠都係唔錯嘅男人」；陳力行則指，雖然大家暫時睇唔到《少年》，但希望終有一日會俾人睇到，「同埋，記錄緊 history，呢樣嘢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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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雖然題叫「三個去金馬的《少年》導演編劇」，但其實只有任俠一人計劃 11 月去台灣觀展，陳力行與林森分別因工作家庭等原因無法前往，前者嘗試請假不果。
原文出處 立場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