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25日，黨外人士國是會議時，推出余登發為黨外領導人，同時間，黃信介提議施明德、許信良、姚嘉文、林義雄、張俊宏五人「負責研究黨外未來走向」。
1979年1月，橋頭事件後，五人就經常聚會，研商各種對策。
他們意識到：黨外不僅要組織化，也要掌握宣傳工具；五人統獨立場一致，一致認為應該再有一本雜誌作為溝通及論述的園地。黃信介與許信良等人在向政府申請新雜誌的過程中，開始討論時想採用「聖島」「盛國」等名稱、卻因為這個名稱問題而遲遲無法獲得核准。經過數個月的討論，《美麗島》雜誌，一本兼具組織、運動、宣傳的刊物逐漸成形。
1979年，黨外誕生了兩本對臺灣民主運動最有影響力的政論雜誌《八十年代》與《美麗島》。
某日姚嘉文及黃信介等人再度於姚嘉文家聚餐，會商雜誌名稱時，剛從美國搭機回來不久的周清玉，從來未參與的周清玉一邊炒著菜一邊參與討論，突然說：「為什麼不叫『美麗島』呢？」
大家就針對這個名字展開討論，最後終於正式定名《美麗島》。發行人黃信介還包了一個三千元的紅包，答謝周清玉為這本雜誌命名。
1979年8月16日，這本很像旅遊雜誌名稱的第一期《美麗島》問世出刊，引起全台轟動，因為《八十年代》比《美麗島》早二個月上市，《美麗島》第一期非常轟動，供不應求，一再加印，銷售數累計達七萬本，創下當時雜誌銷售量的最高紀錄，賣的比《八十年代》還要好。
黃信介曾罵三榮印刷廠老闆張榮華說：「你就是在印康寧祥的《八十年代》雜誌，所以我的《美麗島》雜誌才會那麼晚印。」他為了怕有種種問題出來，就不太敢接《八十年代》雜誌，後來都拜託海王印刷廠去幫康寧祥印《八十年代》雜誌。
《美麗島》雜誌發行人黃信介、發行管理人林義雄及姚嘉文、社長許信良、副社長呂秀蓮及黃天福、總經理施明德、總編輯張俊宏、負責執行編輯魏廷朝與陳忠信，集合全台各地黨外人士掛名社務委員共61人。
《美麗島》雜誌透過理念的推展與組織動員，伴隨著一期比一期多的銷售量（最高的第四期，藍色封面達十四萬本），各地服務處於9、10、11月陸續順利成立後，《美麗島》即成為「黨外」的代名詞，成為實質的「黨外總部」。《美麗島》雜誌的全台大串連，朝向組織化、宛如「沒有黨名的黨」，觸犯當局的禁忌，也升高了國民黨與黨外的緊張對峙。
四十年來，三榮印刷廠張榮華始終低調，不願意接受任何媒體採訪，《八十年代》的總編輯司馬文武透過我的聯絡，2019年美麗島事件四十週年紀念時，我們一起在台北圓山大飯店會面，暢談如何在艱困與風聲鶴唳的戒嚴時代，出版黨外雜誌，可說是歷史性的一晤。
我因為設計與印刷工作上的連結，我和張榮華印刷廠合作三十多年，經常去他的工廠調整印刷顏色、對稿。他的工廠會高掛著一張1979年《美麗島》雜誌社的英雄好漢合影，張榮華老闆就在其中，面對情治單位不斷的在他工廠站崗與威脅他，在戒嚴時期，張榮華始終毫無所懼。
司馬文武很想瞭解《美麗島》雜誌印刷內幕與秘辛，他問張榮華，你當年是國民黨特務機關全面監視的對象，派人在印刷廠門口站崗監視，你如何和警總及新聞局大鬥法，張榮華說：「印《美麗島》雜誌時，總共要準備五套版來印刷，他會聯繫好幾個印刷廠作為協力廠商，以確保黨外雜誌能如期出刊。
「本尊版」被查扣時，其他「分身版」可以在中和、三重、社子島等秘密印刷廠繼續印刷。」，這些都是與警總鬥智鬥勇的過程。如果雜誌在上市前被沒收查扣，他就會虧錢印刷。張榮華曾說，我都是抱著「不賺錢」的心態力挺黨外人士，沒被國民黨抓去坐牢就萬幸了。
1979年12月，美麗島事件大逮捕，高雄事件後黨外精英幾乎都入獄，張榮華因為跟著黃信介去參加美麗島遊行，他也遭到警總的約談，最後無罪釋放，沒有因此讓他退縮。黨外雜誌相繼遭到停刊，《美麗島》第四期的十幾萬本的印刷款項卻收不到錢，導致他整個印刷廠財務陷入極大危機。他笑笑說，美麗島的英雄好漢為台灣民主犧牲坐牢，我的金錢損失不算什麼。
原文出處 邱萬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