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分與主張正當性的關係
在婦產科接受住院醫師訓練的時候，每天都穿著寬寬的工作服，工作服是手術用的厚單巾做的，所以看起來腰腹非常「有份量」。
某一次，照顧了三週的安胎孕婦，在例行查房後，笑著跟我說：「妳也懷孕噢，難怪能夠了解我的心情。」當時當然只覺得窘，怎麼胖到被看成孕婦。可是她的「妳也是孕婦所以能了解我」這樣的想法，是很多爭論議題常有的邏輯。
立法委員這個新工作近半年，發現不論是質詢時，或是參加與婦幼有關的活動致詞，我的很多同事都有這樣的發語詞 — 「我是個媽媽，所以我能了解這個問題」、「我有個5 歲小孩，所以我很關心這個政策」、「作為一個媽媽，所以⋯⋯」。
我總是想，我不是一個媽媽，我只有一個毛小孩，所以呢？我就不具有對於某些議題表達意見的資格，或是我的想法就不夠適合、不夠好嗎？
就像我照顧的孕婦認為我「跟她有一樣的經歷」所以能同理她一樣，沒錯，很多很多事情，真正經歷過，能夠有最真實的體會。
但是即使是一樣的事件，每個人也會有不同的感受和解讀，也不是因為「是媽媽」、「有生孩子」，就會有一樣的思考模式。這也是我們在談性別的時候常有的狀況。
內閣性別比例：檢討「政策」還是「總統性別」？
聯合國世界婦女大會在1995 年提出的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政策，希望所有政府的計畫與法規政策要具有性別觀點，並在作成決策之前，對男性和女性的可能影響進行分析，以促使政府資源配置確保不同性別平等獲取享有參與社會、公共事務及資源取得之機會，達成實質的性別平等。
當然在多數國家婦女地位較不如男性時，讓更多婦女參與決策、增加各領域的女性參與比例，讓女性的經驗和需求能提供政策和計畫考量，真正來促進女性的權利。
所以在這個邏輯上，是（生理）女性比較能夠了解女性需求，提出對女性比較友善或是貼近需求的主張。
以女性獨有的生理特性來說，懷孕的時候無法彎腰穿鞋、孕婦的頻尿需要方便的洗手間、經痛的感覺無法度量但是真的影響生活，這些只有生理女性的獨特經驗，有助於相關政策需求時被考量，就像生理男性絕對比我清楚小便斗的高度如何才可以方便使用一樣。
可是，生理女性就能夠具有女權思考，或是生理男性就沒有對於女性的同理考量，不能做這樣反之亦然的推論。
在蔡英文總統公布行政院內閣名單時，婦女團體大感憤怒，直批「比陳水扁總統時還糟」。行政院林全院長內閣的女性比例真的低到讓人失望，但是用「女總統應當比男總統更能實踐性別平等」，我認為也是一種「我是媽媽所以我的婦幼主張有正當性」的思考邏輯。
決策圈的性別平衡，是性別主流化的重要政策，也是全球一致認同的實質做法，所以對於掌握權力者的性別比例要求，應該是以我國從實施性別主流化國家政策之後，對於行政院各委員會中要求的「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也就是（生理）男性或女性至少要達全體三分之一為標準；或者，學習北歐國家更進步的作為，男女性別各半。
我沒有孩子，但我有同理心與專業度
因為我是沒有生過孩子的女生，我就不能是個好的產科醫師嗎？因為我是個生理女性（而且會經痛）的醫師，所以我理當是比較好的婦產科醫師嗎？在臨床工作許多年之後，就鮮少遇到產婦或她的家人，問我「醫師，妳有幾個孩子？」
當我的臨床經驗已經有足夠的累積，具有令人信任的專業，病患評價良好，這時候專業回歸專業，不需要以單獨個人的身體經驗來作為參考。
甚至，我對於個案的判斷來自於完整的研究期刊，那些是數千數萬名個案的資料經驗累積，遠遠超過自己僅能夠有的一、二筆個案經驗。
所以，專業的提供，生理性別或許協助有一些共同經驗的「感受」，但是重要的是「同理心」與「專業度」。
自我實現與母職的取捨
談回來我自己工作與母職之間的關係。
我必須要非常誠實地承認，因為我沒有孩子，所以我可以很自由地完成我預期和未曾預期的工作和生命經驗。
不論深夜或凌晨，產房電話來報告產婦的產程進度，或是需要半夜出門接生，不用擔心影響枕邊人、不用擔心吵醒小孩。
半夜工作累壞了，上午可以趁機補眠，不必幫小孩準備早餐、不必帶孩子上學。生活步驟可以自己決定，對我來說很重要。某一年有位很優秀的學妹，她實習結束時，我們都很期盼她能到婦產科來當住院醫師，日後能加入我們的團隊。
學妹特別找我談，她問：「學姊，我對婦產科很有興趣，但是，婦產科女醫師是不是沒辦法兼顧家庭？」當時我愣住了，腦中思索著我們讓學妹看到的是如何的生活？
而又是甚麼原因讓女醫師考慮專科生涯的時候，要為了興趣和家庭之間取捨。男醫師呢？他們有這個困擾嗎？
中山醫學大學在2009 年的國科會計畫「醫學教育對女醫學生性別意識與選科意願影響之探討」發現，男醫學生和女醫學生對未來的選科考量有所不同，但是並未顯示女醫學生在選科時，較男醫學生更考量家庭意見。
不過在許多訪談與研究，還是可以看見對於女醫師，總是一再地討論、詢問：「女醫師如何平衡家庭與工作？」
我如果年輕一點，或許也沒有信心和勇氣，選擇自己工作生活的優先順序，或是要求家庭伴侶的配合吧。
綑綁女性的，是所謂「傳統」，像是傳說草叢中有看不見的蛇一般，恐嚇著想追求事業的女性。更不消說每次有名女人婚姻出問題，就要再被「檢討」一次，她的「太強勢」、「太重視工作」。
我每年有一到三趟出國到醫療資源缺乏地區，與醫療團的夥伴執行行動國際醫療團的任務。能夠參與的夥伴多數單身，有婚姻家庭的醫療人員較難常常出團一起跑。
如果是有孩子的女性醫療人員，就更少能參與出團任務。不論是傳統性別分工導致女性肩負育兒壓力，或是身為母親對於孩子特有的繫絆，都讓女性必須暫時犧牲參與一些一般社會肯定、彰顯的「公領域付出」，而只能在某些特定節日被以「犧牲奉獻」、「付出的愛」被提及。當然誰都不是為著甚麼「名聲」、「表揚」，但是在社會無法展現多元價值的情況下，女性的母職如果無法獲得文化上、制度上和思想上的支持，甚至實質上的分工，那對於許多女性來說，母職對於生涯與自我實踐的綑綁與限制，是事實存在的。
結語
我沒有孩子，因此承受著這個社會剝奪或削減我話語權的正當性。
我沒有孩子，所以充分地享受著沒有孩子所帶來的自由。這是我反覆思考之後依然覺得非常重要的選擇。
我們應該努力去衝出空間的，或許就是讓話語權的正當性、決策權的參與可能，與是否有孩子、是否為生理男／生理女無關。
我們應該繼續去營造可能的，是讓選擇母職的同時，不用抉擇犧牲其他的可能性，包括工作、包括自我實現。
我討厭女性一直被詢問「有小孩是否影響妳工作？」但是我也絕對相信有小孩會影響工作，或許未來有多少選擇仍無法改變，唯一可能改變的，只是選擇權在不在自己手上而已。
原文出處 性別平等教育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