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數個月前在爭議聲中下台，自由派菁英歡呼喝采，一如既往嘲弄川普選民低學歷、鄉下佬。著名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桑德爾（Michael Sandel）卻在新書「才德的暴政」（The Tyranny of Merit，台譯：成功的反思）警告，才德至上的制度，使菁英階層恃才傲物，被全球化淘汰的勞工卻尊嚴掃地，積累的民怨成就川普上屆當選，但菁英階層始終不明白自己該負的責任，未能反省政治失敗的成因。
5 年前，川普成功登上總統寶座，華盛頓政壇一時措手不及，主流政黨和政治菁英才發現自己成為箭靶。投給川普的選民，主要都是勞動階層和傳統中產，沒有大專學歷的白人中，多達三分之二投票給川普。他們在意伸張主權、國家認同與榮耀感，厭惡執政菁英和專業階層，批評他們借全球化自肥，將傳統產業外移中國等地，把勞動階級推落全球競爭的火坑，剝奪低下階層工作機會。究竟這股民怨是如何形成？
只要去試就能做到？
說實話，主流美國人向來都接受不平等與財富不均，因為他們相信一個人不論出身高低，只要憑藉才能與努力拚博，終有一日都有機會由貧轉富、向上流動，這是美國夢（American Dream）的核心精神。
戰後的美國經濟急速發展，確曾令無數美國夢得以成真，但踏入 21 世紀，向上流動的機會其實早就大不如前。入息組別最低 5% 的美國人，只有 4% 至 7% 可爬上入息最高 5% 階層，絕大多數連躋身中產都辦不到，顯示貧者愈來愈無法擺脫貧困命運，偏偏仍有多達 70% 美國人繼續堅信，窮人可靠自己脫貧。民主共和兩黨面對不平等的現況，標準回應亦依然是確保機會平等，前總統歐巴馬就最喜歡重彈「只要去試就能做到」（You Can Make It If You Try）的老調，就任總統期間公開說過不下 140 次。
當階級流動機會大減成為現實，但命運操之在己的美國夢信仰依然，兩者便調劑出一劑社會毒藥 —— 贏家自以為成功全憑自身才能和努力，無視個人運氣與社會因素，以致於恃才傲物；輸家則相信無法翻身都是自找，以致無止境的自我懷疑，因喪失社會貢獻而尊嚴受損。
雖然川普自身是億萬富豪，但相當了解這種輸家的屈辱心態，懂得在選戰中加以運用致勝。有別於三句不離「機會」的歐巴馬和希拉蕊，川普絕少說「機會」，反而經常大談贏家與輸家，他承諾帶領美國人擺脫屈辱、重振美國昔日的偉大，聽在很多勞動階層耳裡都心有戚戚焉。對這些每日努力掙扎才能免於滅頂的中下階層而言，希拉蕊再三強調的向上流動則更像是奚落，而非許諾。
對低學歷人口的公然歧視
事實上，全球化正是窒礙階級流動的元兇，跨國菁英階層如魚得水，本地勞動階層薪資卻停滯不前。自由派菁英不是沒有察覺問題，但他們沒有改革經濟結構，反而視全球化為必然現象，只管以政策減輕對勞工衝擊，然後繼續奉行才德至上原則，叫勞工自我進修增值來適應。對很多勞動階層而言，這無疑「難聽到超過髒話」。
從 1990 年代開始，民主共和兩黨，都迷信教育是解決問題的良方，柯林頓和歐巴馬是這套信念的堅實信徒，歐巴馬提拔的官員更多是名校出身，比例近乎歷屆政府之最。歐巴馬又在公開演講中警惕，沒大專學歷而找到好工的時代遠去，如今美國勞工，不但要面對國內競爭，「還要面對數十億來自北京、班加羅爾和莫斯科的外國人」挑戰，所以只有進修，才有望在全球化時代脫穎而出，「沒有受良好教育，就很難找到糊口的工作」。
但現實中，全球經濟金融化與壟斷現象，往往才是工作朝不保夕的結構成因。再者，即使高等教育廣開門路，但擁有大專學歷的美國人，依然只佔總人口三分之一左右。當政治菁英反覆強調，個人成敗取決於大專文憑，結果也變相暗示，沒有大專學歷的大多數國民，在全球化下遭逢困厄都是咎由自取，政府不負任何責任。這種菁英階層的自以為是，也加深社會對低學歷階層的偏見。
桑德爾提醒，政治菁英高調反對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同時，對低學歷人口的歧視卻異常猖獗，「比對其他弱勢社群的歧視還要明顯，至少更不避諱」。數年前有社會心理學研究就發現，在黑人、勞動階層、窮人、肥胖者和低學歷人口之中，大專學歷菁英最蔑視低學歷人士，說出來更是毫無歉意，甚至連低學歷受訪者也，普遍自我歧視，足見才德思想的根深柢固。
如此迷信取得大專學歷，工作才有尊嚴，才有臉在社會立足，結果只是侵蝕美國民主生活，貶低不具大專學歷階層的社會貢獻，將多數勞動階層排除在議會外。這就難怪鄙視菁英的川普，能夠得到大批低學歷白人選民支持 —— 川普沒有叫他們考文憑，與來自北京的中國勞工直接競爭，反而承諾剎停全球化巨輪，把外移的產業帶返美國。2016 年川普勝出共和黨初選時，甚至毫不避諱公開說道：「我愛教育程度不高的人！」（I love the poorly educated!）
重建生產者的社會尊嚴
事實證明，不論提高勞動階層的購買力、加強社會安全網，都不足以化解他們的忿恨和不滿，全因民怨來自社會認可和尊嚴的喪失，癥結可能在於主流的經濟觀念。如今的經濟政策都偏重消費者角色，結果只管補貼失業勞工的消費能力，為他們提供所需產品與服務，以為足以彌補他們的損失；但如果從公民角度著想，一個人最重要的經濟角色其實不是消費者，而是能夠貢獻社會的生產者。
桑德爾指出，我們從來都是以生產者的身份發揮個人潛能，透過滿足他人需要、擁有貢獻的機會，從而贏得社會尊嚴，這不能用薪資和金錢衡量。這種理念不流行於主流經濟學，卻早見於道德和政治傳統，亞里士多德便主張，人需要培養和發揮個人才能，方能自我實現（human flourishing）。傳統共和黨觀念都認為，從事農業、工藝和各種自由勞動，有利培養公民自治的德性，只不過此生產者倫理到 20 世紀逐漸消逝，被現今消費主義自由觀取而代之。
回歸根本，其實「美國夢」也提供了所需答案。桑德爾指出，作家亞當斯（James Truslow Adams）最先於 1933 年著作「美國史詩」（The Epic of America）提出美國夢，他頌讚美國為「賜予人類獨一無二的禮物」，土地上的男男女女，不論出身與地位，都有條件充分實現天賦潛能，以過得更好、更富裕、更圓滿，一切機會就取決於個人能力與成就。
但亞當斯的美國夢，不僅是向上流動的美夢，還是更完整含括的民主平等許諾，其筆下的美國國會圖書館，正是這種精神的重要顯現 —— 館內累積上萬冊藏書，是美國人集體累積的公共資源，開放予公民自由取閱學習，不論男女老幼、黑白貧富、老闆工人、官員平民、教授學生，都可具備公共智慧活用這些知識。亞當斯堅信，只要這種民主平等的條件「在國民生活所有層面得以實現」，美國夢方可「長存不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