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台灣佛教界，每當傳戒大典舉行時，最後壓軸的就是在新受戒者的光頭上燒｢戒疤｣，燒完｢戒疤｣後，頂著紅腫但｢疤痕｣宛然的光頭，便可自由活動。再等領取｢戒牒｣：受戒證明書，即可告別離去，或返回常住。
可是，未親臨戒場，觀看戒師如何為新受戒者燒｢戒疤｣的人，不太能體會其中的痛楚，以及基於佛教傳統，而不得不接受的微妙宗教心理。
一般來說，燒｢戒疤｣都選擇在夜晚舉行，這可能是避免白天天熱，剛燒過｢戒疤｣的紅腫頭皮較不會發炎之故。
按照戒場的規定，要接受燒｢戒疤｣的人，一律要不斷地唸著｢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的佛號。如此稱念，可以增強接受燒｢戒疤｣的意願，並可減低排斥或害怕痛楚的心理。
2.
這時，只見每個等著燒｢戒疤｣者，在大殿內外，零零落落地坐著，將｢具｣(一塊二尺多的襯墊布)展開披在肩上，宛若上理髮廳時所用的圍巾一樣。而負責執行燒｢戒疤｣的戒師，首要的工作就是先用剃刀徹底刮光頭皮，不留一絲髮根，以免打印(作記號)和燒｢戒疤｣時出任何意外。
所以，這時新受戒者的頭皮，不但光亮，甚至刮得血跡隱然。
接著，在打上印記的地方，塗上一層棗泥，並把長約一公分成圓錐體的｢香珠｣(用易燃的香料製成)，固定在棗泥上。｢香珠｣的數目，過去在大陸戒場，有用七粒、九粒、十二粒或更多者。
一九五三年，在台南大仙寺傳戒時，已減為三粒。
但堅持只用一粒，或用三粒以上的情形，也不能說沒有，不過應屬例外。
｢香珠｣燒到頭皮時，會產生劇痛和收縮的感覺，為了避免發炎和消腫，通常會預先準備削薄的西瓜皮，等燒了｢戒疤｣之後，將其舖在｢戒疤｣的周圍。有時，為了防止燒時因害怕或劇痛而身體亂動，會有人幫忙按住受戒者肩膀，以方便戒師點火。
在戒師用香點燃鞭炮的方式，一一點燃弓｢香珠｣之後，易燃易熄的｢香珠｣，很快就會燒到頭皮，接著就燒出清楚的｢疤洞｣。
3.
為了減低隨之而來的劇痛和頭皮的收縮，以及調整不能適應的心理，這時戒場中的嚴格紀律就得暫停了，讓這些新受戒者自由散步活動，或隨意找人聊天。
因為此時的新受戒者在肉體上和精神上，都面臨劇烈的變化，急需調整，不妥善處理的話，很可能會留下極大的創傷，嚴重者甚至有可能會發瘋、中毒(頭皮發炎)或死亡。
事實上，台灣佛教界對僧尼的行為約束，到此也可以說告一段落了。等到｢戒牒｣領到手，就像學生從學校畢業一樣，校中訓導人員再也管不著了。
從此，有的人可以選擇回到原來剃度的寺院，也有不少人從此遠走高飛或自立門戶。而負責傳戒的中國佛教會，在戒嚴時期，還可以藉政府的權威管一管受戒後的僧尼，但解嚴後，則除了自律外，誰也管不著了。
至於燒｢戒疤｣本身，到底有無必要？原先在印度出現的佛教僧團，從未聽說有燒｢戒疤｣的需要或規定；以後傳到西域、中國、朝鮮、日本、越南、緬甸等地，也都沒有。
事實上，中國本土是到宋元以後，才逐漸流行此一習俗的。
弔詭的是，長期以來，一般佛教徒在認定真正受過戒的僧侶時，不是看他有無｢戒牒｣，也很少了解對方是否真的知戒、守戒，而是看他的頭皮上有無｢戒疤｣。
可以說｢戒疤｣簡直等同於受戒僧尼的圖騰，有非此不可的趨勢。因此，這是傳統宗教習俗的承襲，而非宗教理性下的正確行為抉擇。
4.
由於社會的認知方式，是如此的根深蒂固，過去在大陸負責傳戒的道場，就以｢跪沙彌、打比丘、火燒菩薩頭｣三個步驟作為教訓；或更確切地說，以凌辱和苛責手段，來馴服新出家者。
依據真華法師在《參學瑣記》一書中的描述，其中還包括恐嚇和毒打在內。可以說，戒場中充斥著許多不合理的黑暗面，因此在大陸時期，有些不甘受辱的新戒者，在領到｢戒牒｣後，即持刀或棍棒，找原先凌辱他的戒師復仇。
所幸，這些黑幕和不人道的方式，由於政局的變異，無法在台灣一成不變地實施。從一九五三年起，大陸時期的戒場陋習，在台灣地區的戒場傳戒時，已被大幅度的改善，如今，只剩燒｢戒疤｣，還在苟延殘喘著。
原文出處 江燦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