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毒水曝光」（Minamata）改編自日本 1950 年代起的水俁病污染事件。該病成因是攝取受污染的魚和貝類而導致甲基汞中毒，第一宗個案在熊本縣水俁市發現。儘管熊本縣事件已帶來嚴重的教訓，1960 年代中期新潟縣還是出現第二次爆發。環境問題能導致嚴重社會問題 —— 但真正的問題，或許是在人與制度之上。
日本化工企業「窒素株式會社」（下稱窒素公司）1932 年起已開始生產乙醛（acetaldehyde），過程中需要使用汞作催化劑。二戰後日本對乙醛的需求大增，至 1960 年，窒素公司的乙醛佔全日本產量約 4 成。當時日本經濟急待復甦，窒素作為最先進的化工業企業之一，其經濟地位可見一斑。
窒素公司向水俁灣排放含甲基汞污染的污水，當地居民不知情而進食受污染的海產，最終得病。疾病首先在水俁市發現，因而被命名為「水俁病」，及後這個環境公害糾纏社區半個世紀，發展大致可分三個階段。
自 1950 年起，甲基汞引起的環境和衛生污染開始浮現。1953 年左右，當地的貓開始出現奇怪行為，如流口水、搖晃、抽搐或瘋狂奔跑。1956 年，當地醫院陸續發現徵狀類似的精神和身體異常個案，調查人員認為與長期進食受污染海產有關，並將工廠列為可能的污染源，但政府未有採取行動阻止污染或禁止食用魚類。窒素公司知道自己在排放甲基汞，也知道甲基汞是可能因素，然而公司不但未有合作，還不斷妨礙科學研究。政府則選擇站在企業一方，將工業增長置於公共健康之上。直到 1968 年，窒素公司才停止造成甲基汞污染的工序，同年 9 月，政府承認甲基汞是水俁病成因。
1965 年 6 月第二次水俁病爆發，震驚日本社會，亦標誌著反污染運動抬頭。當時，新潟大學醫生公佈阿賀野川沿岸出現水俁病患者，社會的反應與熊本案例並不一樣。一方面，由於 1960 年代中期發生很多破壞環境的事件，媒體對污染問題更加敏感；另一方面，汞中毒的科學知識也建立了基礎，故第二次水俁病爆發初期，科學家和新潟縣政府已懷疑幾個潛在的有機汞來源，並很快鎖定昭和電工。加上新潟縣有數個相對強大的團體，如工會、醫療合作社和左派政黨，這些團體聯合起來，成功展開有效的反污染運動。
第三階段的重點是爭取賠償的鬥爭。最初，窒素公司以非常狹窄的標準，象徵式給予「慰問金」，接受者必須放棄日後追究的權利。1971 年，日本政府制定寬鬆的索賠認可標準，但就在索賠個案和費用飆升後，以有爭議的「專家意見」作為理由，於 1977 年引入更嚴格和狹窄的定義。經過多次訴訟，受害者最終在法律上得勝，於 1995 至 96 年與政府達成政治解決方案。
但相關方案未有解決兩個關鍵問題：釐清政府的責任，以及如何認證病人。日本最高法院於 2004 年裁定中央和熊本縣政府有責任阻止水俁病傳播，故大多數未經證明的患者都有獲得賠償的權利。 對受害者而言，這項裁決標誌著整個運動在日本司法系統中獲得勝利，但裁決距離正式發現水俁病，已經相隔 48 年。
已故日本社會學者、法政大學教授舩橋晴俊指出，三個基本因素對解決環境社會問題有決定性影響：
有效和公正的司法系統 :
1.成熟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
2.作為定義價值觀、科學研究和公正決策中合理優先事項的基礎。
3.以及與環境問題有關的人民質素。
在水俁病事件中，日本司法制度多次擔當關鍵角色，為恢復環境治理作出貢獻。最高法院的裁決最終追究了兩家公司、縣政府和中央政府對爆發水俁病的責任，為受害者陣營帶來道義上以及政治上的勝利。
然而，司法系統也不免有缺陷和局限。這些公害事件依靠受害者提出訴訟，但提訴對受害者來說並不容易，因為準備訴訟需要有強大的受害者組織以及支持團體，包括律師和科學家。而且法院要作出判決，往往需要很長時間，在法律面前，弱勢的受害者仍要長期蒙冤。
其次，公共領域是民主的普遍基礎。從狹義上說，它是公正解決環境問題的基礎，通過公共領域的討論，社會決策才可以真正反映人民的意見和意願。相反，缺乏公共領域，通常只會產生不公正的解決方案。
舩橋晴俊分析指，所有社會的環境治理，最終都建立在個人質素上，因為它影響每個社會機構和公共領域的工作。水俁病的經驗表明，個人質素對解決環境問題非常重要，包括對環境價值的敏感度、正義感、洞察力、研究技能和頑強意志等。舩橋晴俊直言：「在水俁病的歷史上，每當發生嚴重錯誤時，我們都會發現，在決策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完全缺乏這些品質。」
原文出處 C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