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紀念今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中共官方歷史學家發佈了《中國共產黨簡史》新版本。與2010年的黨史比較，新版本對歷史的竄改比以前的版本更加鷹派。這使得外界對中共未來的發展方向產生嚴重疑慮。就職於美國華盛頓麥克唐納德 勞里爾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麥克爾克 柯爾認為，“通過淡化文化大革命的創傷，並向整個新一代中國人灌輸這種歷史，這使得歷史上的殘忍和暴力有可能重新發生。”
新版中共黨史中習近平執政篇幅佔1/4。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新版黨史共10章、531頁、約28萬字。最後一章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也就是中共18大（2012年11月）、習近平接任總書記以來的黨史共146頁，約佔全書1/4。
中共建黨80年出版的2001年版黨史，將“10年’文化大革命’的內亂”列作第7章；新版黨史則把這段歷史劃入第6章“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和曲折發展”中的第3部分“社會主義建設在曲折中發展”，共13頁，不再單獨成章。
而有關文革的起因，2001年版中共黨史稱，時任領導人毛澤東發動這場“大革命”的出發點是為防止資本主義復闢、維護中共純潔性和尋求中國自身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但他（毛澤東）對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錯誤估計這時已經發展到非常嚴重的程度，認為黨中央出了修正主義”。 2001年版中共黨史還指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逐漸滋長”、“毛澤東（對文革）負有主要的責任”。
新版中共黨史淡化了毛澤東的錯誤。其中描述，“作為一個執政的無產階級政黨領袖，毛澤東不斷觀察和思考新興的社會主義社會現實生活中的問題，極為關注艱難締造的黨和人民政權的鞏固，高度警惕資本主義復闢的危險，為消除黨和政府中的腐敗和特權、官僚主義等現象，進行不斷探索和不懈鬥爭。但是由於對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發展規律認識不清楚，由於左的錯誤在理論和實踐上的積累發展，很多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思想沒有得到貫徹落實，最終釀成了內亂”。
此外，2001年版黨史敘述了文革時期“破四舊”、抄家打人、造反派奪權、火燒英國代辦處、林彪事件等內亂；新版黨史則只用一頁篇幅簡略描述了經過，強調作為政治運動的文革與文革歷史時期有所區別，並用了7頁描述“各項工作在艱難中仍然取得了重要進展”，包括一批交通運輸線和輸油管線設施相繼建成、獨立研製出“兩彈一星”，對外工作也打開新局面，迎來中共建政後第二次建交高潮。
最令人不安的是新黨史對“文化大革命”一節所做的修改，不再將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歸咎於毛澤東，而是聲稱文化大革命是因為毛澤東的“正確思想”和打擊黨和政府內部的腐敗、特權、官僚主義的努力“沒有得到徹底執行，而導致了內部動盪。”
這使得文化大革命和中共歷史上的其他污點，例如1989年6月的大屠殺，一起進入國家認可的集體失憶的保險庫。
這樣，中國共產黨的官方歷史將告訴新一代中國人，像毛澤東這樣的極權領袖，不需要對他統治之下數百萬人的死亡和更多人受到的不公正的對待，不是毛澤東故意造成的，而只是毛下屬在執行中的錯誤。這反過來又會促使中國將來出現一個新的、更無懈可擊的強人，擁有巨大的權力和肆無忌憚的野心。將自大狂和極權專制的歷史從中國人的記憶中抹去之後，將來再出現一個新的自大狂，就不那麼成問題了。
而這個新的狂人，可能就在我們身邊：中國元首習近平。
此外，通過淡化文化大革命的創傷，一整代中國人將會被灌輸虛假的歷史，並且讓所有人忘記歷史上發生過的，對鄰居、對同胞當作”敵人”、蝨子、害蟲、毒草，再加以虐待、監禁、放逐、處死。對這種歷史悲劇的健忘，就像安妮 阿普爾樹 （Anne Applebaum）在她的蘇聯古拉格歷史中寫的，“是對重複虐待的邀請。”
通過承認我們過去的不堪，並通過對後代的教育，我們有助於確保，多數人對某一階層的大規模的暴行和種族滅絕不會再次發生。
今天的中國有大量的敵人。習近平和他的中國共產黨通過鼓吹極端民族主義和歷史健忘症，將共產黨提升到一個不能犯錯的地位，似乎正在準備著新一輪針對“國家敵人”的瘋狂行動。未來十年，我們還能對習近平的中國有什麼期待？
近十年前，時任總理的溫家寶在最後一次總理記者會上警告說，“如果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不可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種歷史的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現在，他的警告很可能正在成為現實。
溫家寶近日撰寫《我的母親》長篇文章會議母親在澳門媒體發表，但是很快被中共官方全網封禁。溫在文章中再次提及文革，比如他的父親在1959年因為“歷史問題”離開崗位，文革期間被揪鬥、關在學校監視居住，停發工資，大字報貼到家門口，並遭到野蠻審訊打罵，甚至被造反派打腫了臉。
原文出處 來自柏林的中文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