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來這些事情，最大的困境在於我們期待以極刑來處理社會的「弊端」，卻發現只能處理社會的「情緒」，所來由的挫敗感。
於是在個案生命歷程逐漸被揭露的過程，整個社會就注定在這個是非題的全好、全壞當中，處於分裂的狀態。
於是法官、檢察官、律師、醫師、被告、原告都會被放在一個很不得已的位置，如同前陣子在台大醫院分享的，從Wyatt v Dr. Stickney到Kendra Webdale的歷史過程，企圖以醫療處理社會問題，最終也會不斷拉扯一樣。
這個挫敗感，朝向政治人物，就導向國家治理不力，朝向法官，就是恐龍法官，朝向醫師，就是兩光醫師，其實就是外射（projection）的防衛機轉。
刑事處分，向來是社會公約，從來都不是絕對正義或絕對公平。
單親母親的另外一邊是驚恐的孩子，要法官衡量，恐怕是阿努比斯的天平都做不到。在這個過程中，大概也只有遺族家屬最有資格談「情緒」的處理，我們不是當事人，又如何能談要國家處理我們「情緒」上的想要。為何永山基準把遺族情感放進來，即在於此。
也因此，就算是類似台鐵殺警案上，有所謂精神疾病責任能力的爭論，如何讓遺族從情感上去理解，進而導向能接受的裁判，遠比社會的情緒重要多了。
但，我們在這個部分的協助太少，談鑑定報告，頂多就是結論，跟司法裁判書一樣，又有多少人嘗試讓遺族了解這些文字究竟是什麼意思。
那，就勢必在情緒的漩渦中，持續讓爭議擴大。
同理，單親案，也是如此。
原文出處 李俊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