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篇報導，讓我想到昨日有位思覺失調症病患同我說的話。
「醫師，這幾天，我很不快樂」
「怎麼說呢？」
「我很想工作，找不到工作，看到別人領那個兩萬多元的，很羨慕，覺得自己很沒用；我看到別人交女朋友，自己很想有女朋友，很忌妒」(他其實有句說不出來的話，端午連假，他被留在康復之家，有家歸不得)
「有的時候難過到，覺得人生是不是就這樣解脫比較好」
這一位患者，穩定治療了七、八年，幻聽、妄想這些症狀干擾減輕許多，但隨之而來的現實感，卻讓他感受到深深的挫敗與社會孤立。
我對這位患者說: 「能從生病當中走出來，已經很厲害了，如果是我，都不一定做得比我好，你要多肯定自己一點」「先讓自己健康一點，才找得到工作、才有人看上你啊，趁著端午找幾個病友出去走走，台南有觀光公車耶」
其實，精神科醫師或多或少都曾經想過，如果自己生了病會怎麼樣。思覺失調症就像是詛咒，雖然有遺傳或環境因素的影響，但你卻不知道何時、何人會發生，將近二十年來，看過醫學系、法律系、工程師、老師、高階公務員、上櫃公司老闆、上市公司老闆的家屬、政府高層的親人，各行各業，甚麼樣的人都有可能會罹患，甚麼樣的家庭都有可能受影響。
#你現在如何修法將來你或親友就有可能會這樣被對待
過去，我還是剛入門的住院醫師，在臺北市立療養院 (就是現在的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陳俊澤醫師病房接受訓練時。陳醫師說了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至今。
「我們要想想，把幻聽、妄想這些精神症狀拿掉以後，這個人還剩下甚麼？你能補給他甚麼？當他從精神症狀走出來以後，等著他的是什麼？」
「這個人好了以後，對他有甚麼好處？」
這段話，談的不光是患者在治療後，所面對的生命困境，也談患者以精神症狀作為防衛機轉，所為何來。以鄭再由而言，好起來，得面對的是殘破不堪的生命、腦功能嚴重退化的身體、自己是殺人兇手的事實以及整個社會的評價與定位。過去，我曾有位罹患產後憂鬱症，因為精神症狀殺子的母親，自此再也好不起來，因為她無法面對自己殺害子女的事實。
#我們這個社會給願意好起來的人甚麼
#殘障津貼跟健保醫療就夠了嗎
要能面對，必須要有足夠承受的自我功能(ego funcion)，所以，有的人一直好不了，不光是腦科學上面的變化，對於內在動力而言，有時是需要足夠的滋養，才能讓患者重新面對自己的人生。
而，要讓陽光能照進佈滿精神症狀的漆黑人生，需要的，不只是醫療。但，往往，患者能有的，也只是醫療。我們常常是患者能傾吐心聲的最後防線，因為沒人會聽他說、沒人懂得如何聽他說。
即便是症狀，其實也有值得聆聽的部分，因為他代表了患者某一個程度的人生。
從醫這二十年來，健保對於精神醫療的摧殘，不光只是藥物或談話性治療的限制，過於講究格式的申報內容以及脫離精神醫療思維的書寫模式，也從根本上限制了精神醫療人員對於病患生命歷程的探究。
為了申報，我們花了太多的時間在書寫記錄，卻沒有時間聆聽；為了申報，我們採用了電子化的現代技術，但犧牲了文本的多樣性。為了追求效率，快速的病程治療規劃，也讓我們跟患者停不下來好好思索。
這，其實是從根本摧折了精神醫療的特殊性。
我們是一個了解人的科學，脫離了對人的了解，精神醫療就不再是精神醫療了。但，我不會說甚麼「用心聆聽」這種鬼話，因為我深深知道，在這樣的健保架構裡面，對於一個職業醫師而言，只能做到「盡量聆聽」而已。
昨天，門診看得很晚，我錯失了孩子畢業領獎的那個時刻。「我知道你在幫忙別人」回程，孩子貼心地說。
但，在這樣的體制裏面，在專業與誤解的拉扯間，究竟能幫忙多少呢？其實，我自己也很懷疑。
原圖文出處 李俊宏